第三，农忙季节与农机分散性。江苏省多数农业机械以夏、秋两季使用为主，使用季节性强，使用时间短，部分农机在一些地区闲置时间加长，年检的概念并不适用，可用摩托小时的平均时间来确定管理周期。对面广量大、高度分散和使用时间短的农机，让极其有限的监理力量直接管理，必然顾此失彼。让乡镇、村组（农机合作社）配合农机监理落实管理，容易使农村管理者对农机安全管理产生依赖性，丧失主动性。应该立足于管生产与管安全相结合，农村管理者与使用者相结合，避免形式上监理少量农机的“精彩”，转换为农村因地制宜管好大量农机的“实惠”。

从预防事故为主的角度出发，认清管理对象需要什么样的管理，什么样的管理更符合实际，更利于广大受众群体接受，只有充分尊重和相信群众，才能有效缩小农机安全管理“最后一公里”的距离，实现不同层级的管理效能。

管理对象的鲜明特征给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了难度，同时，农机安全管理工作自身也存在偏差，需要反思。

一是农机安全监管容易弱化。农机主管部门在政府当中地位普遍不高，势必影响安全管理责任在基层的落实。尤其是乡镇普遍进行撤并精简人员，农机管理人员普遍身兼数职，农机安全监管在基层属于公益性事务，许多乡镇的印象是每年配合一次集中年检而已，缺乏直接经济利益和条线上的资金保障，有的欠缺工资，很难获得相关领导和人员的重视，靠讲人情和结合其他工作推动农机安全监管而不稳定。

二是农机安全监理保障不足。全省市县农机主管部门的建制不统一，有单列的，在农委的，在水利的，经费来源普遍有限；有的农机主管部门重推广轻监理，重购机补贴轻安全管理。购机补贴促进了机具总量大幅增加，并未带来相应的安全监理投入的增加。农机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农机安全的社会效应容易被忽视。因此，农机安全管理经费越往下越紧张和不足，使得许多农机难以纳入管理，保障较好地区的经验做法也缺少了示范推广的意义。

三是农机安全管理加法过多。总以为管得越多的部门越重要，依赖于扩大管理范围，加重指标下达，提高管理标准来改变管理主体弱势地位状况，容易事与愿违，加重了管理主体的负担和责任，难以带来管理条件的实质改善和被管理主体的理解与支持。2012年扬州市农机综合“三率”水平虽然比上年有明显提高，但扬州市保险公司提供有据可查的农机事故理赔案件521起，赔付371万元（政策性保险数据），公安通报的上道路拖拉机事故起数、亡人事故发生率比上年有所上升。有时，监理机构为实现农机保有量与“三率”同步增长，对已报废和并不存在的机具保留登记状态，账面上的机具虚高。若研究农机安全管理问题往往会归结于增人增权增钱，背离政府减人增效的变化趋势，应当避免类似治超罚款，罚款养治超、养治超罚款的循环。

四是农机安全检验不宜执行。检验需要专业人员、设备和标准，实地检验离不开乡镇村组有关人员的配合，还需要把握好检验时机，检验相关内容繁杂，大大超出农机手的接受能力和农机监理机构的执行能力。例如多数无挂车手扶拖拉机的制动在平原地区被农机手拆掉，因为使用前制动并不安全，让监理落实检验，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据了解，农机监理到乡镇年检，很难按照GB16151标准进行逐项检查，即使降低门槛进行制动转向等关键部位的检查也比较困难，仍然要靠经验丰富的同志发现隐患。发现和告知了隐患，当场也难以整改。对上道路拖拉机也只能是喷放大字号，粘贴反光标识，办理交强险，领取安全知识材料，对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作用不大。

五是农机安全预防偏重“自保”。随着安全执法问责力度的加大，监理人员越来越注重自我保护，甚至比预防事故和排查隐患看得还重。为了表明在现场查勘过机具，要求人机合影，拓印发动机、机架号等；为了保护自己免责，过分强调业务程序和档案完备，热衷于档案的排查评比，热衷于管理行为的内部制约与防范，行政处罚适用程序复杂，农机驾考内容方式不适合文化较低的农机手等，理想化的要求增加了工作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必然增大未纳入管理机具和人员的存在，甚至弄不清楚应当管理机具的数量。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背离了“上下同欲者胜”的道理，难以实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法起到预防事故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