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

根据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湘江，全长856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如今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课题研究组还做了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而这些“超标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论文中还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锌的含量还要高于菜地。据科研专家介绍，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调查实验结果全部出炉，但是仅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未能在社会上公开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据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消息，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湘江再见清水指日可待”。

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

那么，这些“污染重灾区”的粮食是否流入市场，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记者致电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关检测项目，因此不能表态。

今年2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该站负责人员称，从仪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而言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

凶手

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

据了解，在我国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共生伴生矿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矿产综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矿山都只是为了开发极少数矿石，将更多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废弃了。

有媒体曾报道，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这不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还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矿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着。

另一个“定时炸弹”是裸露堆放的矿渣。

在云南个旧，冶炼厂、电镀厂非常密集，矿石在这里经过加工就可以身价倍增，同时，大量的矿渣被生产出来，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

据了解，在云南个旧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已经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为了阻挡砷渣对农田的污染，农民们在砷渣周围堆砌了“土坝”，但是，砷还是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据检测，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

而砷渣还只是重金属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

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

除此之外，农户们过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

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