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确保奶安全

　　主持人：现在在农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除了检测以外，还有其他的措施从源头来杜绝三聚氰氨？

　　张纪新：现在在农产品里面主要是两类产品，一类就是奶、生鲜乳，奶我们国家以前是个人挤奶。现在通过三聚氰氨发生事件以后，为了堵住这个漏洞，现在我们要集中化挤奶。现在个人挤的奶是不会要的。第二，要对挤奶站进行整顿。你必须要各方面达到要求才能够建立挤奶站，而且现在不允许个人从事挤奶站，要不就是企业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饲养小区建。只有这三类才有资格建挤奶站。所以现在这个还在整顿，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另外，要求工厂在挤奶站驻有监督员。因为它挤出来是机械化封闭式的，放到奶罐车里，要上封条。运到加工厂，要检查这个封条是不是动过。有一些现在对运奶车在进行GPS定位，看是不是按照路线走的。到了工厂还要进行检测，这就是我们从收购环节，把好这个关。

　　另外，三聚氰氨进入到动物主要是饲料，饲料主要是蛋白饲料。现在主要是把蛋白饲料控制住，对蛋白饲料进行批批检测。

　　主持人：会不会成本太高？

　　张纪新：作为一个工厂化生产，批批检测的成本不会增高。在工业生产中，我们为了保证质量安全，必要的成本必须得有。

　　主持人：因为当时好象说生鲜乳的时候，有一些不愿意检测，是因为单检三聚氰氨这一项成本就特别高。

　　张纪新：现在生鲜乳挤奶站不检，他也没有这个仪器设备。这一块主要是工厂和执法部门和政府部门检测。奶站主要是把这几个环节卡好，奶站你保证不往里添加就可以了。所以必须得从源头上抓取。

　　农村消费者是弱者里的弱者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在过去食品安全监管这边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吕主任也提到了农村消费维权的现状。二位觉得农村消费维权方面有哪些难点呢？特别难在哪里？

　　吕金波：农村维权比城市还要难，消费者是弱者，我们说农村消费者是弱者里的弱者。主要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农村的很多人出去打工了，文化程度不高，有一些必备的法律知识、发票等等知识不太熟悉。这是消费者本身的问题。第二，我们有一些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山高路远，乡村距离我们的执法机构很远。几十里地，甚至办个事需要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成本很高，信息电话也不畅通。第三，我们在农村分布的执法力量也不足。我们在工商系统，十几个人管很大一片，执法力量都不足。第四，我们现在了解的农村的日常用品，他首选是小卖部，小卖部是村里的小卖部，主要是本村人在经营，还有一个面子问题，乡里乡亲的，一瓶酱油，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点事撕破面子。不像城市，我在超市买，是跟陌生人买，我该找你就找你。种种原因导致了农村的维权比城市要差一些。

　　在农资领域就更多了，因为农资领域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农民是特别加以保护，把农资算作是消费来保护。消法特别有一条，农民购买农资材料是受特别保护。平时农民买的种子、化肥，我们平时用肉眼很难辨别。种子撒在地里出不出。到时候不出是由于种子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种种原因造成了农民在消费者维权存在一定的困难。

　　农村打假以后补偿是一个非常困难

　　主持人：张处长，您在农村做打假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比较难的事？

　　张纪新：现在农资打假我们遇到最麻烦的问题，农民打假以后的补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赔偿从现在农业执法来讲我们可能对不法的商人和企业进行了处罚，但是这些处罚不能作为直接给农民的赔偿。所以如果农民想获得赔偿主要靠两条：第一，请执法部门进行协调，让违法或者违规的企业主动给农民提供补偿。第二，要到法院，农民手里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协调很困难，尤其在农村经营农资的店很小，处罚完以后再让他进行赔偿，他也赔不了，有一些企业不愿意赔。另外，让农民打官司，我们国家的农民不愿意打官司，他觉得去打官司对他来讲非常难。有时候农民虽然遭到了损害，但是由于他没有索要发票，缺少证据，或者在造成损害以后，当时也没有取证的设备，比如说录像、照相，马上请人鉴定，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等到把官司打到最后，取不了证，到了法院里面，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法院需要证据，没有证据正当权利就得不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