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的七个中央一号文件呈现的是何种政策脉络？今年又有何新意？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跟过去的六个一号文件是有机衔接，一脉相承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三农”政策体系，符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回顾过去30年，“三农”政策有阶段性的特点，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是重视经营体制上的，重点解决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到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结构，增加收入就成为了重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陈剑波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今年的一号文件突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农村将发挥着怎样的支撑作用。

　　“三农”老问题的新调

　　粮食连续第六年丰收、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农民工恢复就业情况比预期好，2009年农村经济交上了不错的成绩单。“但当前农业农村中还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在2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农民工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农村社保、医疗问题仍待解决。这些“三农”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在涌现，使得文件内容不断丰富，虽是老话题但仍呈现出新意。“比如更多的大宗农产品具有的是金融属性，去年和前年国际农产品市场大幅度的波动，不是供应发生了变化，而是和石油一样是被金融机构炒作。农产品和石油的价格波动交织在一起，甚至石油价格上涨导致了农产品的价格波动。”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巡视员叶兴庆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说。

　　中央一号文件篇首中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叶兴庆表示，“这四个‘越来越’抓住了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矛盾，面对着四个‘越来越’，下一步‘三农’的发展没有那么轻松。”

　　城镇化改革欲破题

　　值得注意的是，放宽户籍限制，推进城镇化改革的内容，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从篇幅到政策的力度上都是空前的。这早在去年底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农村工作会议中，都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次是进行了实质性的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一号文件确实是推进城镇化的总纲领”。

　　为什么这么重要？陈锡文曾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但是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叶兴庆说：“我国城镇化的水平46%，达到一般的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差将近20个百分点，怎么利用这个空间是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所在。” “中央一号文件就讲城镇化和村建设要如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

　　叶兴庆指出，我国长期讲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这次的政策倾向很明确，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大城市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怎样把已经进来的这部分人融入到经济社会体系中，使现在的1.5亿进城农民工真正市民化。“中央对此出台了很多政策，对产业转移、土地政策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等问题都做了安排，随着下一步的政策落实，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会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

　　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这一问题也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并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介绍，这一人群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亿人。“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我们总体上或者在很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