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党国英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于建嵘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很深的寓意

　　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该文件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此外,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

　　记者: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我们注意到政府已经将目标定到2020年,可见这将是在很长时间农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那么在您看来,公报中有哪些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于建嵘: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该文件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此外,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如果从历史角度而言,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100元出头,比1934年翻了近30倍。单纯从数量上而言,我们的绝对贫困已经降低很多,这是一大进步。但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33:1,显然,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

　　记者:如何理解“充分发挥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村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于建嵘:我们三十年改革的基本线路是从农村再到农村,三十年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尊重常识,尊重农民意愿,本质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三十年过去了,农民目前面对的市场环境已经不一样,在任何国家,分散的小农在市场中面对和资本的竞争时,他都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传统的乡村组织已经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被消灭殆尽,而当前的村民组织又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弱势地位历经三十年无根本改变,因此,发展能够代表自身利益,能够独立主张农民诉求的组织,我觉得在长远来看应该是趋势。

　　记者:尽管目前城乡发展仍不平衡,但经济上的滴漏效应以及村建设对农村公共设施投入的增加,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如何判断农村的现状,尤其是现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呢?

　　于建嵘:我们需要总结三十年的改革农民得到了什么,还没有得到什么,就可以归纳出当前农村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首先得到的是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几千年来没有解决过的吃饭问题迎刃而解,都是由于经营自主权的获得。但同时,在经济放活的同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几千万的失地农民,这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问题,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农民基本自由的流动权,他们可以到城市务工,这对提高农民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但是农民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仍在农村,在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变动的前提下,他们还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方面,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以及农村民主的发展,农民获得社区自治权,但目前仍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主题。此外,2006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目前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仍然是向农村倾斜的,因此这也是以后解决的重点。

　　党国英:有人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土地承包第一年、或者前几年有效果,后来单单依靠土地承包农民收入没有增长,农村经济没有发展,我想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的确我们靠搞承包解决了一个温饱的问题,因为一家人种几亩地吃饭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户农民只种七八亩地,假定纯收入不高,但是解决不了富裕和小康问题,这就需要有农村改革配套。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对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尊重

　　我想关键的一点,就是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以农民为主体。土地流转的权利对农民而言,它是个基本的权利,有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因为它确定了基本的财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