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村庄的具体社会实践。民间法作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不应与国家法相抵触冲突。而笔者在基层调研走访时发现，当下，村规民约的“合法性”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去年，河北省某村制定了一张“明白纸”规定，“彩礼不得超过2万元，如若违反，经举报情况属实，按贩卖妇女和诈骗罪论处。”此类村规民约，既没有法定的权限，也未经法定的程序，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这种村规民约不仅对村民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更不利于提升村民的法律素养。

　　第二，违背国家现行的相关政策。浙江某村村规民约规定，若村民在未经村“两委”许可的情况下上访，就要扣除粮食补贴1-10年不等。粮食补贴是国家对种田农户的补贴，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该项补贴不能与村民除种田外的其他行为挂钩，村规民约更无权加以限制。

　　第三，侵害村民的法定权利。在海南省某村，村规民约规定，禁止村民在本村水库电鱼，村里“青年会”若发现肇事者，有权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的处罚。处罚权的设定，直接影响到村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处罚权只能由法定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来制定，而《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和执行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程序，非是村规民约能够自治约定的范畴。

　　“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底线要求。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而制定的，是村民自治的产物。只有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村规民约”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合法”的村规民约，才具有法律效力，村民才理所当然地受其约束。

　　这几年，违法的村规民约屡见报端，村规民约的“合法性”缺陷不是几个个例，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亟待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乡镇政府层面的审核监管责任不明确；乡镇一级政府承担了大量而繁杂的基层工作，往往抓大放小、捡重去轻，忽视了对村规民约此种村庄自治领域细节工作的管理；二是“一村一顾问”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或者流于形式，法律顾问专注于集体纠纷或者村民个案的解决，主动、积极审核村规民约的意识不强，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约束；三是村干部的领导水平不足，法治意识不强，村规民约不仅不能体现广大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甚至成为他们滥用权力的工具。

　　2018年底，民政部、中组部、全国妇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我们不妨借此契机，来涂绘好村规民约的法治底色。

　　首先，应该对村规民约进行一次起底大摸查。各乡镇政府应该承担起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义务：一是要完善村规民约的前置审查程序，各村拟定的村规民约只有经过审查合格后，再提交村民会议表决。二是充分发挥村民的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作用，各乡镇要依托村务监督委员会，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的检查执行机构，加强对村规民约制定与执行的日常监督。三是建立村规民约的年度审核机制，各乡镇应在每年年底对备案的村规民约进行一次合法性审查，对于不合法的村规民约责令限期改正。

　　其次，充分发挥驻村法律顾问的作用。当前，很多村庄建立了“一村一顾问”法律制度，驻村法律顾问有义务对村规民约提供“合法性”意见建议，可将村规民约的“合法性”问题作为驻村法律工作者年终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倒逼法律工作者主动、积极地对村规民约进行“把脉体检”。同时，在村规民约修订时，法律顾问应当在村民会议现场对村民的想法建议进行“合法性”把关，不仅能提升村规民约的规范性和合理性，还能起到为村民普法的作用。

　　此外，加大对村干部和村民的法治培训教育。村规民约的制定质量与执行效果，根本上取决于村干部和村民的法律素养。应当发挥普法课堂、农民夜校、法律顾问的功能，营造学法、尊法、用法的氛围，养成遇事找法的思维习惯，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慢慢形成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价值纽带，更好地规范村庄的事务和秩序。

　　涂绘好村规民约的法治底色，不妨给村规民约来一次全面的“体检诊疗”，让村规民约在法治的活泉中“洗洗澡”“去去污”，让村规民约以合法的姿态融入新时代，在“治理有效”中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