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丹丹 彭瑶

    农村不应当成为法制教育的薄弱地区，农民不应当成为“法盲”的代名词。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教育迫在眉睫，农民培训除了生产技能之外也要相应引入法律知识，以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成为了法制教育缺失的‘洼地’。找我发家致富的农民没几个，但惹上官司寻求帮忙的倒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李冲回族乡农民鲁中祝认为，现在农村法制教育普遍较为落后，农民对法律的漠视存在两种表现：一是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自己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仍浑然不觉。她举例说村里有一个农民喝醉酒后对妇女进行性侵犯，直到司法机关立案，他还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给对方赔点钱就解决了，谁知道最后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两年，才知酿成大错，后悔不迭。二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懂得采取法律途径维权。“在我的合作社里，有时一些农民的种植大棚出现被人恶意毁坏的现象，农民遇到这种情况要么自认倒霉要么骂骂咧咧，却不知道保留证据及时向警方报案，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财产权益。”目前，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问题、婚姻家庭矛盾以及经济纠纷等层出不穷，也正成为令地方政府头痛的“顽疾”，这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观念缺乏、处理问题非理性有着密切关系。

    “现在农民技能培训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国家还出台了补贴机制来促进各类农民培训。但法律教育这一块还没有相关的配套机制。如果仅仅依靠农民自发性的学习，那么普法之路会漫长无比。建议国家设立相关机制将法制教育强制性地纳入农民教育培训内容，并通过对基层部门的考核来推动这项工作的铺开。”鲁中祝建言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灯塔民族村党委书记、主任刘荣喜认为，农民的法律意识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他介绍说，灯塔村曾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那时村里偷鸡摸狗的现象非常普遍，治安状况很差，老百姓缺乏安全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村庄的社区化，村容村貌大幅改善，很多村民办起了企业，当地经济发展很快，村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文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非常鼓励年轻人读书学知识，十年来，村里凡是考上大学的孩子，我们一律奖励2000元，现在村里的大学生都有140多人了，他们带回来的新风尚新文明，极大地扭转了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不良风气，村里违法犯罪的数量大大降低。”刘荣喜说，现在村民们处理矛盾纠纷也更加冷静和理性，首先会寻求村党、团组织、妇委会以及矛盾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帮助，实在解决不了的，会在村干部指导下选择法律手段维权，而不再像以往那样采取打架斗殴等暴力方式。因此，刘荣喜认为，除了对村民加强法制教育和培训，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村违法犯罪的诱因，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