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不想着重去谈，单就你提到的民营经济发展来说。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从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这样也有利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俄通－塔斯社记者：总理您好。我在中国工作已经18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也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但是最近发现物价变贵了，请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俄罗斯的媒体都称赞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他们说这些措施让人觉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温家宝：你的问题重点在第二问，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问。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当时国际贸易下降26％，而中国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罗的海指数一度快跌到零。我到深圳集装箱厂去考察时，连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低降到3.8％，不少企业停产，大批农民工返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了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使企业恢复活力；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民生继续得到改善；大力度地加强科技支撑，使经济充满后劲；同时大范围地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特别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所有这些都不是单一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我们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关于投资比例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详细阐述了。你问的问题的要害就是所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小。我跟你讲，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从而避免经济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至于通货膨胀，我方才已经多次讲过，这次通货膨胀是国际范围内的，在很多新兴国家，CPI都达到8％以至10％，原因我也已经分析了。我们注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也就是说要控制市场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请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问题。我们留意到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知易行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提到今天，请问温总理，您认为“十二五”规划要得到真正地实施，真正地贯彻落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温家宝：你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创新机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我一直强调，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通过改革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我以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为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是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条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量，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增加经济总量，但是这种总量的增加不能以过度地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那样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给我们子孙后代造成影响。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的考核。我以为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去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是27年来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请问总理，这是否意味着在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拐点？“十二五”时期能否保持住这种变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