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大水勤”是该改改了 ——一位京郊农民亲历的施肥方式转变

　　□□高启臣文/图

　　“每亩700多公斤！”尽管比最高产量年份低了200多公斤，但孙金友却庆幸和意外地笑了。2010年，北京延庆县春玉米在罕见的“掐脖旱”灾情下，亩产仅有330多公斤，还有数万亩绝收。庆幸的是，他坚持用了配方肥；意外的是，曾被视为增产“不二法门”的尿素、二铵，一点没用！

　　从2006年开始，孙金友用上了配方肥，原以为已到极限的玉米产量，又往上蹿了。配方肥的用量，居然比尿素、二铵还少。“肥大水勤”的种地观念，是该改一改了。

　　“肥田粉”曾经百试百灵

　　孙金友今年55岁，世代居住在延庆县康庄镇马坊村。在他的记忆里，他开始种地时就离不开化肥了。

　　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告诉笔者，京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起初用得最多的是碳铵，然后又有了硫铵、尿素、磷肥、氨水、钾肥、二铵、复合肥等。开始时农民称化肥为“肥田粉”。孙金友说：“咱农民最先用的是碳铵，刚用时‘劲儿’可大了！一棵苗撒上一‘捏儿’，每亩地就多打100来公斤！”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上纲要（亩产200公斤），过黄河（亩产300公斤），跨长江（亩产400公斤）。”而化肥一下地，亩产就轻轻松松地“过了黄河”。

　　“粪大水勤”，农民最信奉。碳铵的使用量从每亩的15公斤逐渐升高到了50多公斤。后来用上了尿素，尽管氮含量比碳铵高出近两倍，但使用量仍逐年增加，最高用到了每亩35公斤，而且还要施上15公斤的二铵。

　　亩产早就不是“跨长江”了。上世纪90年代，在化肥的催生下马坊村玉米的亩产不断拔高，达到了700公斤！不过，这似乎就是极限了。此后，无论孙金友怎么增加化肥的使用量，亩产也只是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与此同时，孙金友发现了一个现象：“肥田粉”并不肥田，而且还使地越来越硬，大土坷垃越来越多，有的坷垃硬得像石头，踩都不碎。“这是土壤贫瘠的一个信号。”赵站长说。

　　无奈化肥不用不行过量有害

　　地里的变化，孙金友很清楚是化肥“惹的祸”，但每亩35公斤尿素、15公斤的二铵还是照施不误。殊不知，化肥正在形成危害。

　　“化肥本身无害，错在使用方法。”赵站长说，农民施肥的依据是传统观念，想高产就得“肥大水勤”，化肥越用越多，大大超过作物需要。长期过量而单纯地施用化肥，会使土壤酸化或碱化，造成土壤污染。

　　化肥过量的使用，危害还不止于此。据了解，化肥中的氮是作物的速效养分，但这种氮绝大多数不能在土壤中留下来，植物吸收一部分，多余的部分就会溶于雨水和灌溉水中或者通过渗透移动到地下水、江河湖泊之中，或排放到大气之中，造成污染。不施化肥行不行？

　　既然化肥有如此多的危害，那么能不能不施化肥？一听这话，孙金友瞪大了眼睛说道：“那怎么成？”按他的经验，就凭现在的地力，完全不施化肥，玉米地亩产也就400公斤，往后还要逐年递减，“种地本就没多少利，再回到亩产三五百斤，那就等着赔钱吧！口粮都不一定够！”

　　在目前生产条件下，完全不施用化肥，其产量水平将降低至少30%~40%，以后还会进一步降低。化肥是增加农产品数量最为有效的途径。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化肥的增产作用占到农作物产量的40%~60%，最高达到67%。“至少在发明更为有效的措施之前，化肥是不可替代的。”赵站长强调说。现在宣传的绿色食品，总是宣称不用化肥，把化肥与食品安全对立起来，很多人“谈化肥色变”。实际上，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并没有禁用化肥，只是将用量控制在科学的范围之内。

　　现实中，也不可能用有机肥完全替代化肥，原因很简单——成本高。“农家肥能肥地，可是种粮用不起啊！”孙金友说，“现在一车鸡粪就要两百元，想见到效果，每亩少说要用上三四车。一亩地光施肥就几百块钱啊！比卖粮的收入还多！”另外，有机肥肥源也

　　非常有限。孙金友说，眼下，村里骡、马、羊养得很少了，牛场和猪场的粪还不够菜园、果园用的，谁还给大田搭那个功夫？种地不施化肥使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