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我，能为家乡父老做点什么？ 感恩乡亲办书屋

　　□□金兴安

　　“感恩乡亲”是几十年来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诺言，是我在孩提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我有一段区别于他人的人生轨迹。1960年大饥荒，父母死于饥荒，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我不幸沦为小孤儿，孤苦伶丁，衣食无靠，无家可归。在饥荒线上垂死挣扎的乡亲们并没有遗弃我，反而更加关怀我、爱护我。东家大婶送碗粥，西家大叔送碗汤，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感恩的种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拿出多年积蓄和藏书创办书屋

　　我的家乡安徽省定远县蒋集乡地处定远、肥东、长丰三县交界，是新四军淮南津浦路西革命老区。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虽有很大变化和提高，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常年缺水，交通不畅，加之信息闭塞，全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仍不富裕，特别是文化生活贫穷落后，全乡近4万人口，竟没有一家书店和文化娱乐设施。坐落在乡政府附近的中学和小学共有1800名在校生几乎没有课外读物，外出打工的青年由于没有文化遭到责难，乡亲们的精神生活显得单调贫乏，农闲时很多人白天黑夜聚集在麻将桌上，有的人甚至迷上看风水、算命等不良习俗。每看到想到这些我心里就萌发出一个念头：我能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我想，我一介书生，既无权批给他们什么财物，也无能力帮他们招商引资。我所拥有的只有几千册藏书和多年积攒的数万元稿费和奖金。我说服了家人，决定全部捐献出来创办书屋，为家乡的新农村建设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2004年7月，书屋建设正式启动。从选址、设计到建筑、采购，买一块砖，一块瓦，一袋水泥我都要精打细算和精心安排。在筹建的1年多时间里，我利用节假日往返合肥、滁州、定远、蒋集乡等地38趟。

　　2005年10月28日，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提议并赠书捐资在家乡创办的安徽省第一家农家书屋建成并正式开馆，免费向乡亲们开放。昔日偏僻的乡村一下子热闹起来，乡亲们成群结队地涌向书屋看书、看报，书屋受到了乡亲们的普遍欢迎。

　　书屋开馆后的第一个春天即2006年春节后，我去书屋时，只见读书的借书的几乎都是学生和老师，很少看到农民在书屋，一问得知大部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在家的老人大都不识字。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决定再盖三间农民阅览室，让不识字的农民看光盘、看电视学习农业知识。我把家里为儿子准备结婚的2.2万元拿出来购买建材，推迟了儿子的婚期。我和家人挤公交车去郊外，一个一个旧货摊位比较价格，然后讨价还价，押车送木料、砖瓦等旧建材回家乡，终于盖成了三间带走廊的农民阅览室。在建设书屋期间我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一想到为乡亲们办书屋，实现了自己“感恩乡亲”的夙愿，心里就感到从未有过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众人拾柴火焰高

　　“金兴安”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共鸣。安徽省新老领导杨多良、朱维芳、方兆祥、王光宇、卢荣景、史钧杰、孟富林、郑锐、张春生、季昆森、侯永、邵明等纷纷为其题字和捐赠图书。王光宇当年近90高龄，亲自找书100多册交给秘书转交给我；85岁的郑锐多次打电话、写信给合肥市园林局，给书屋捐赠树苗，开馆时，又专程从合肥赶到蒋集，现场发表讲话，并写了四句诗来称赞我创办的书屋：“孤儿不忘报党恩，勤学苦读自攻文，办报写书做出版，热心助人帮乡亲。”更为感人的是侯永老人，他刚从医院手术后回家，腰里拖条皮绳，吊个袋子，听我讲要创办书屋，请他题字，他二话没说。我看侯老迈着蹒跚脚步，拿笔吃力的动作，心里一热，暗暗思忖，一定要把书屋办好。

　　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王金山亲自为创刊的《新农村书屋》题写刊名；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金炳华将1997年至2007年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精选，共25套、32本寄给了书屋；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张锲分别为书屋题词并代表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于2006年10月12日从北京专程将6000册图书送到书屋。安徽省著名作家鲁彦周在住院期间，不仅捐出了自己8卷文集，还为书屋题写招牌。共青团安徽省委、省少工委向书屋颁授了“民族精神代代传·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的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