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们还需要完善哪些理念建设？ 周其森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伊始，人们就将犯罪目标锁定在野生动物身上。据说新冠肺炎病毒宿主就是在自然天空中飞行了几千年的鬼侠——蝙蝠。按理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原本与人各不相干。在乡土社会中，蝙蝠因其相貌惊悚，行动诡异而备受敬畏。它们也遵守自己的生存法则，昼伏夜出，择穴而居，多少年来与人类相伴而行，共同维护着自然界的平衡。

　　在人与蝙蝠和谐共生的同时，偏偏就有猎奇者打破了这种和谐，将食物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他们将蝙蝠做成刺身，美其名曰“福寿汤”，甚至有美女吃蝙蝠刺身的视频流传于网络之间。一时间，舆论哗然，一场关于“蝙蝠刺身”与社会敬畏理念的讨论，成为鼠年开端的热门话题。

　　其实，凭心而论，蝙蝠本无罪。这些自然之子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人类势同水火。与其将疫情之罪甩锅给蝙蝠，不如从自身寻找原因——对野生动物的杀戮和宴饮，可能是导致这场疫情的根源。也就是说，新冠肺炎原罪与17年前的SARS肆虐惊人的相似。于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应当怎么处理？我们与其他生命应当如何相处？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自然界的唯一，生物多样性是世界应有的状态。敬畏自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应该秉持这个法则，而不是去挑战这个法则。在自然面前，我们应该学会谦恭，这也是自然给予人类的反复告诫。遗憾的是，人类太健忘了。庚子鼠年之初的此次疫情，应该激发人们的一些敬畏意识，有些东西人类不该忘记。

　　第一，构建敬畏生命的理念。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自己是自然的一分子，对自然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生物多样性是自然之所以成为自然的关键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客观基础。很难想象，当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的时候，人类能够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的生命体都是人类的朋友。自然界中的飞禽走兽、植物果实，是基本的生命原料，正是有了它们的牺牲与贡献，人类才得以持续发展、进入到文明社会。因此，无论从科学角度还是从伦理学角度，我们都应该尊重它们、敬畏它们。

　　第二，构建敬畏自然的理念。正如社会需要秩序一样，自然也有它的内在秩序，这是自然得以正常运行和演化的基本保障。自然秩序是由无数个规律组成的宇宙伦理。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生命的基本环境。就根本而言，自然万物，都是环境的产物，又在环境的作用下发展演化。世间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从一出生就注定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和自然界中的鸟兽虫鱼自有一套生存逻辑，彼此既有密切的关联，也有严格的区分。遵循这个伦理，世界就是丰富多彩的；破坏这个伦理，世界就会因无序而产生灾难。因此，为了我们自身的存在和繁荣，必须敬畏自然秩序。

　　第三，构建敬畏法律和道德的理念。在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国家以法的形式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规范，其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比如国家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国家制定《传染病防治法》，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可见，法律是个体行为的底线，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社会规则的另一个实现形式，是道德。道德与法律相伴而行，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基本规矩。如果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道德就是社会群体意志的体现。违反国家意志就要受到国家机器的惩处；违反道德则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惩处抑或是谴责，都是行为警示。远离警示区，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畏之。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约束，是人类社会必要的敬畏理念。

　　一个秩序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但是，它的毁坏则往往在朝夕之间。毁坏千里之堤的，往往是一只小小的蝼蚁；造成举国惊恐的，也可能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蝙蝠。蝙蝠本无罪，有罪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失敬与贪婪。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类深刻的敬畏理念是这场疫情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