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正善治，无有不洗，清且平也。”

    “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2500年前古代先贤的善治箴言，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善治理念，经过岁月的沉淀、拓展与升华，际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乡村治理是否有效，不仅关乎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直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部署，直面乡村社会现实，既吸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成果，又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结晶，并结合现代治理手段，具有很大的制度包容性和实践可行性，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一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在那个自带微黄滤镜的慢时代，受制于信息和交通的不便，传统乡土社会相对封闭和稳定。人们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过完一天又一天，在四季更迭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时空转换，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随之步入高速发展期，仅仅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二三百年里围绕工业化、城镇化陆续出现的城乡社会问题，也在我国集中出现了。

    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一方面，两亿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陆续涌入城市，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凸显；另一方面，先进信息技术、现代法治观念和市场契约精神逐步浸润乡村，更深地融入农民生产生活。在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中，广大农村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

    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在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同时，城镇居民向城市近郊村和产业发达村流动的“逆城镇化”现象也逐渐增多，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群体，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组织加快发展。

    农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随着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入不断加大，必然涉及城乡居民利益的再次分配调整。而随着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增多，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农村土地等资产资源不断增值，农村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更为复杂。

    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等显著增强，不再仅仅满足于增收致富、过上宽裕生活，还要求更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依法主张和维护自身权益。

    农村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是多维度、多面向的，它和农村产业、生态、乡风、生活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糅合着传统农村的情与理，夹杂着现代社会的法和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主要靠宗法伦理、道德礼俗、乡规民约等进行调控的“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乡村治理无论在理念、主体、方式，还是范围、重点等方面都需要创新、调整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极为紧迫的任务。

    二

    现代化转型期，既是乡村治理的痛点凸显期，同样也是亮点催生期。针对乡村治理面临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之江大地先行先试，涌现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体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发源地。多年来，该村创造了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的佳绩。可这一切来之不易，10多年坚持不懈探索实践，孕育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的“余村经验”。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讲，如今的余村，不仅在自然生态上是绿水青山，在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上也是绿水青山。

    余村不是孤立的一株盆景，而是浙江省千万个善治村的缩影。总书记当时主政浙江期间，曾在这片大地播下善治种子，如今花开四野、硕果累累，为全国走乡村善治之路提供了示范，引领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