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全世界保存了那么多农作物种质资源，其中95%却从来没有在育种时利用过。“这些没有利用过的种质资源里就没有能够提高产量和抗性的基因吗？不是的。尽管知道它里面有好的基因，但是人们不知道怎么去挖掘。”黎志康说，“我的想法是，把现有优良品种作为受体亲本，利用回交育种来挖掘种质资源中的有利基因。”

　　什么是回交育种？

　　传统杂交是父本和母本结合，产生的杂种一代各占它们基因的50%。如果再把杂种一代与母本杂交，产生的后代中父本基因只占25%，再与母本回交一次，产生的后代中父本基因只占12.5%。用这种方式，把父本优良基因的一小部分导入现有品种。

　　为什么偏偏只导入一小部分？

　　“我们希望，导入一小部分的外来优秀基因，同时保留大部分（75%以上）现有品种的基因，这样就能维持现有品种绝大多数好的基因和性状。”黎志康说，好比篮球团队有20个人，有十二三个人能力很强，就不动他们，把另外几个不是太好的替换成好的，这样能使团队更强。

　　有了回交育种群体，下一步就是继续筛选它们。

　　筛选的方式有些“极端”。想选耐旱的，就将植株放到极端干旱的条件，保留后代能够存活的植株种子；想选耐盐的，就把植株种到沿海盐渍田中，能存活的一定有好的耐盐性。所有获得的耐旱或者耐盐株系保存下来做遗传分析，就能发掘出耐旱或者耐盐基因。最后把所有有利基因糅合，就是一个新品种。

　　整个技术全程都用到了分子标记检测或者DNA测序，这又有何用意？

　　“主要是为了建立材料信息平台。传统育种选种，不产生任何遗传信息，主要是凭经验的。”黎志康解释，“但是，我们的育种过程通过分子标记检测或者DNA测序，每个育种后代中进去了哪些基因，进去后获得了哪些性状，这些性状是哪些基因控制的，来自哪些染色体，来自哪个供体，全部清清楚楚。我们不是靠经验，全部信息是有累积的。”

　　目前，他们完成了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源的重测序及深入分析工作，建立了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信息平台，开发了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

　　“这将产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真正使育种技术进入分子设计育种时代。”黎志康说。

　　“分子设计育种什么概念？有了材料信息平台以后，我就能够根据育种目标，预测未来能在特定生态区域表现最佳品种的理想基因组型，并依据这些理想基因组型，从育种材料中选择最佳的亲本进行配组，确保其后代中出现理想基因组型的概率最大。”黎志康说，这种技术流程一旦建立并逐步完善，主要依靠经验的传统育种过程，将转换为能够被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掌握的、高效的标准流程，真正意义上的设计育种将成为现实。

　　要培育更多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超级稻品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黎志康就有一个庞大的设想，将水稻性状的遗传理论研究应用于育种实践。他写了一个组建并实施亚洲水稻分子育种协作网的提案，寄给领域内国际著名的5位科学家征求意见。收到的回复是：“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太雄心勃勃了，你不太可能做出来。”但黎志康没有因此放弃。

　　此后，黎志康回到国内组织水稻分子育种协作网。1998年，他找来一批我国主要水稻产区或省份最著名的水稻育种家和科学家，在浙江杭州举办了水稻分子育种协作网计划研讨会。

　　“我当时说，我没有经费，但我能贡献一个好的想法，如果你们按照这个思路来，经费一定会来的。”经过深思熟虑，与会的科学家认可了黎志康的技术路线，并开始实施。没想到，当年就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支持的国际合作项目，隔年又获得了农业部的资助。

　　“片面追求高产而不顾环境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才有了绿色超级稻的诞生，它的所需投入低（水、肥、农药等），抗逆（干旱、盐、淹等）性强，既稳产又能保护环境。”黎志康说。

　　谈到科研心得，黎志康认为，水稻育种格外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撑，研究人员既要懂分子生物学，还要通晓遗传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等学科。“作为农业科学家，我们既有机会挑战理论，又能够实现应用，让农民受益，这样的研究生涯还有什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