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未来水稻，你在多远的未来？》的报道，提到了未来利用生物分子技术改变传统育种方式的时代。您认为，我们如何实现分子育种与传统育种的紧密结合？”8月22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种业硅谷·现代种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核心育种家邓启云，向论坛主讲嘉宾、分子育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提问。
　　——传统育种家与分子育种家，在会上发生了第一次“碰撞”，也“点题”了论坛主要“目的”。
　　与国际种业巨头“落差”背后的“隐情”
　　“我国种业与跨国种业巨头，如孟山都等相比有较大差距。”万建民说。他表示，从国际种业竞争关系上看，无论种业企业，还是全产业运营规模“PK”，均类似“小舢板”对抗“航母”。譬如，孟山都年销售额超670亿元人民币，而据统计，我国全部种业企业全年销售总额约800亿—1000亿元人民币。“一个跨国种业大公司，几乎等于我国所有种企销售总额之和。”
　　研发投入也有较大差距。跨国种企巨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在10％以上。我国研发投入较高的前十名种业企业，约为6.5％左右。
　　“这两方面原因，导致差距不断加大。”万建民说。此外还有“隐情”：以生产应用为主的育种家，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子生物学家，存在着“隔阂”。
　　既懂分子生物技术，又了解育种的“全才”太少。生物学家可以改良基因，不等于能培育新品种。万建民举例，某海归分子生物学家，认为通过简单基因改良，就能培育出市场竞争具压倒性优势的品种。但此后20年间，并未培育出成功水稻品种。“必须实现育种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有效‘融合’。”
　　加速种业发展要“言和”也要“中介”
　　邓启云称，育种既是专业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有丰富的内涵。育种实践中，常规育种正逐步使用分子生物前沿技术改良抗性，培育可市场化的水稻品种。不过，“分子技术”只是实现育种的一种手段，落脚点一定要在“育种”上。分子育种应由有经验、懂市场的常规育种家“掌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共同推进生物新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发展。
　　现实中，我国分子育种的“内伤”，确实有点大。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健介绍，目前，国外种业巨头已将分子育种技术融入商业化育种全体系中，而我国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还停留在“文人相轻”阶段，亟须联袂打造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商业育种体系。
　　在生物育种信息化方面，我国和国际水准也有很大差别。湖南农业大学水稻栽培专家陈光辉表示，国外种业巨头将近50年的田间数据纳入了数据库。现已能成功运用大数据虚拟未来育种模型，不仅省田地，还大大缩短了研发时间。“分子育种是发展趋势，也是育种家追寻的目标。它可帮助育种从多个目标性状带有经验性的选择，转变成针对目标性状进行精准选择和改良。大大提高了育种效率。原来需要8—10年培育出一个好品种，采用分子育种技术，培育时间能缩短为5—8年。”陈光辉也认同，应该让生物技术为现代育种做好“服务”。
　　现存的尴尬，还有体制机制之困。即便我国最强的种业公司，也无法单独支撑起分子育种和常规育种结合所需的大量研发经费投入与懂技术的高端人才。
　　我国也在积极解决这种“尴尬”。在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倡导下，由隆平高科等12家股东单位，出资3亿元，组建了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为种业、科研院所、政府种子打假管理机构等服务中国民族种业的生物技术研发服务中心。
　　目前，华智已打造出种质资源创新、品种测试、分子育种、生物信息、种子质量检测五大研发平台，建设了种业从田间到实验室的完整研发创新链。公司还自主开发了华智育种管家生物育种信息化管理软件。公司申报的作物全基因组育种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也已获批，将以水稻为重点，未来在玉米、小麦等作物方面，开展全基因组育种研究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