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的制度保障对人的生命尊严、自由和财富创造具有根本性的奠基意义。

　　秘鲁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全球多个贫穷国家的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中进行过田野调查，在他享誉全球的《资本的秘密》里，他得出的结论是，产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存在，能否在法律上承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房地产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否真正实现经济起飞。德·索托认为，穷国和穷人之所以穷，根子在于“死资本”。他和同事曾经计算过，全世界的穷人拥有的财产大约在9万亿美元，主要是住宅，这远远高于外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这些财产没有任何记录，所以他们不能以此作担保去借贷。由于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赶不上人口流动、城市化等社会变化的步伐，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财产只能游离于法律系统之外，因而成为“死资本”。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贫困居民确实拥有财产，但他们缺乏代表其财产并进而创造活资本的机制。他们有房屋，却没有产权；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却没有公司章程。”德·索托认为，为什么市场经济在西方成功、却在其它地方失败，是因为非西方国家未能建立起一个把死财产变成活资本的统一的法律体系，而西方标准化的法律能够使人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房置产，用房屋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允许一个公司的资产分割成很多部分，可以公开上市进行股票交易，并使财产评估成为可能……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对穷人事实上拥有的财产予以法律承认，这样他们的国家就能够变得资本充裕。他解释了美国在19世纪是如何做的，当时国会和最高法院勉强承认了西部移民和金矿占有者的财产权，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一跃而居世界前列。正是靠着把不正规的财产权制度转化成正规的制度安排，西方才得以在19和20世纪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目前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复。

　　德·索托的观点，仿佛字字句句针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在其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不能自由交易（法律上仅确认一村村民之间交易），不能抵押贷款，因此成为“死资本”，既不能成为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也不能筹集农业和副业生产的扩大再生产资金。整个社会都已经进入“复杂资本时代”，绝大多数农民则始终停在完全靠自己的劳动积累原始资本的“简单劳动力时代”。

　　凤凰网历史频道做了一个很好的专题——《流动，新时代的序幕：重读邓小平时代之一》，揭示了1949年以来的农民土地产权和流动权利变迁。专题说：

　　建国时中国农民幻想有田有产的生活，但数年间他们就失去了私有土地和迁徙自由被禁锢在公有土地上。毛泽东时代农村几乎一成未变：只有贫穷。邓小平时代松动了束缚，农村由是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