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就业，1998年即达约8800万人，2011年增至1.6亿人（现已超过2.3亿人——大焕注），其中3300万人是举家外出，回不去的‘农二代’约占40%。农村劳动力转移走了，但是他们的宅基地、房屋转移不出去，本村人一户已有一处宅基地，不能买，城市居民不准买，又舍不得上交，只好闲置。于是造成大量‘空心村’（现如今平均每天约有200个村庄消失——大焕注）。乡下房屋卖不掉，城里房屋买不起，农民进城定居缺少‘原始资本’也拖累农民工市民化，成为阻滞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因素。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也就不能彻底地退出，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市场转让，但这个市场一直发展不起来。承包地不能彻底退出，也就阻滞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阻滞农业现代化。

　　“以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并低价征地，造成上亿失地农民贫困化，又构建了数以万亿元计的‘卖地财政’，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禁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把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合法途径，势必违反《宪法》‘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的规定，扩大征地范围，从而制造了近亿失地农民。征地又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低价征地政策，以开发权（即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国家、涨价归公等理由，按原用途产值计算土地补偿费，拿走了集体土地数以万亿元计的开发收益（即区位地租增值），致使60%失地农民贫困化。政府虽然几次颁布政策提高征地补偿费，由2003-2005年的全国平均每亩3.5万元提高到2009年的每亩4.1万元，但同期土地出让金由每亩21.8万元提高到了51.9万元，政府从集体农民手里拿走的财产性收入更多。这就是近年强征强拆命案频发、酿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

　　“‘卖地财政’有力支撑了高速的土地城市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推地方政府投资热、开发区热，激励它更多地圈地、征地，造成更多的失地农民，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卖地财政’的一部分流入开发商腰包，制造了一批地产富豪；一部分成为涉地官员寻租、腐败的源泉，更加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在中国每天消失200座村庄、大量农村房屋在自然的风吹雨打中灰飞烟灭的时候，城市居民哪怕只拥有一寸土一片瓦也会变得格外值钱，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图景！

　　扬州市嘉禾润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陆继忠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收益者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最愧对的就是农民群体，至今我们还有4亿农村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的经济难民的标准以下，其中1.5亿赤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不是辉煌盛世、和谐社会，是灰黄剩世、喝血社会。”

　　和土地、农房“被集体化”导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或者被剥夺、或者被自然湮灭之外，农业也越来越呈现出原子化甚至“荒漠化”特征，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导致的农业原子化碎片化，农业生产比较收益过低，土地抛荒成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道刺目的风景。

　　2012年5月13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美国是中国的90多倍，日本和法国是中国的100多倍，巴西都比中国高。如果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的话，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差36年。

　　去年底我还看到一篇文章，一位以“向总理说实话”而爆得大名的“三农问题专家”说，“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权利太小，而农民权利太小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要想解决严峻的“三农”，最根本的措施是让农民组织起来。一看就让我哑然失笑：人均一亩多地，土里刨食全年净收入也不过几百元，而“组织化”一个农民一天的时间成本就是100多元，你想让农民天天“组织化”去喝西北风啊！

　　我们的农民到底比这些所谓的“三农问题专家”更聪明！他们只有到了被征地的时候才不用招呼就组织化起来了，因为这时候“组织化”的收益才有可能抵得上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