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蔡菲菲认为，“农民工”虽然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关注的热点，但“农业雇工”却少有人关注。

　　2013年，蔡菲菲和她的调研团队走访了福建、新疆、湖南、内蒙古的规模农业区，接触到了同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较具流动性的群体--农业雇工。

　　“农业雇工同为流动人口，却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从城市到农村，从二、三产业到农业；从农村到农村，从农业到农业。农业雇工的出现缓解了不同地区农村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所造成的压力。”蔡菲菲说。

　　虽然从事的是第一产业，但与自己在老家种地相比，农业雇工的收入比较可观，在劳动力市场可与部分二、三产业竞争。

　　江之生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的雇工里，技术较好且能干的工人，3个月收获季可赚到2万多元；以每位工人平均工作一个半月计算，也可拿到1万多元。

　　而据蔡菲菲调查，短期农业雇工一般一个工作季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以海带工人为例，日工资通常在500到600元，一年工作时间大致为2个月，实际工作时间约25天，这样下来，一个种植季结束，工人就能赚1万多元。”

　　蔡菲菲的家乡在福建霞浦县，那里以养殖海带、鲍鱼闻名。从她上高中开始，她家楼下就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前来务工的人来自天南海北，以四川、安徽、湖南等中部省份居多。

　　每年5月，前来赚“海带钱”的农民聚集到劳务市场，等待雇主的“垂青”。随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住在雇主家，每天劳作10个小时，通常要忙到十一二点。蔡菲菲说，霞浦本地人已经熟悉了这些“外来客”，“养鲍鱼的通常来自四川，收海带的一般来自安徽。”

　　与江之生当年闯北京一样，到霞浦采海带的农业雇工通常也是在老乡的带领下聚集于此，“老乡”也自然成为这一群体获知劳务信息的主要来源。

　　2013年海带采摘季，原本在福建石狮捕鱼的安徽人王强因为禁鱼而没了差事。经工友介绍，得知收海带工资高，他就到了霞浦。后来听说老板人手不够，又将舅舅、舅妈介绍了过来。

　　蔡菲菲认为，如果说二、三产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减少，并将之往产业外部推，那么农业规模化经营恰好对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一种“拉力”。

　　《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仅为25.6%，这部分群体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制造业外。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的2013年劳务用工需求数据显示，这一年，新疆兵团农业雇工的需求比2012年增加了10万人。

　　随着规模农业的兴起、本地务农人口的逐年流失，农业雇工的身价每年都在上涨，且重心逐步转向卖方市场。

　　近几年，江之生和丁贵长都明显感觉到，工人越来越难招，工钱每年都要上涨几十元。“现在种藕的地区很多，比如江浙一带，如果工钱给不上去，人家就不来了。”丁贵长说。

　　游离在保障外

　　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离开故土成为他乡的耕耘者，目前尚没有统计数据。蔡菲菲认为，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季节工收入的相对提高、城镇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能力下降等因素，农业雇工规模将逐渐扩大。

　　“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家庭农场数量达6万余户，其雇佣的长工（连续工作半年以上）数量约为160余万。如果再将季节工、短工的2亿多工时折算成100万人的劳动力，那么保守估计，我国农业雇工的数量可达到300万左右。”孙炳耀说。

　　农业雇工及城市外来务农者的数量尽管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他们同样面临着与流入地的融合问题。除普遍意义上的社保、子女升学、住房等公共服务无法充分享受外，外来务农者还要承担逐年上涨的地租、变幻莫测的拆迁政策、自然灾害等压力；季节性农业雇工则要承担一定的寻工成本和风险。

　　而在法律层面，农业雇工的权益难以通过现有劳动者保护法及社会保险体系获得保障。孙炳耀解释，因个体农户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受个体农户雇佣的农民无法寻求法律保护。

　　20年前，江之生在北京东四环租一亩地的地租为300元，如今，在距离河北涿州仅10分钟车程的琉璃河镇，他的地租已上涨到每亩近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