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藕人江之生来自安徽芜湖，脚下的土地却属于北京西南的琉璃河镇。历史上，琉璃河镇曾是连接河北涿州和下游的水陆码头，如今水系枯萎，繁华不再，只有一座古石桥悄悄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石桥下残存的河水在琉璃河高速路北侧形成了一块湿地，放眼望去，万亩荷塘翠绿一片，其中的100亩藕塘便属于江之生。

　　江之生的经历并非个案。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从家乡的土地到异乡的土地，从第一产业再到第一产业，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今天，有一群农民却固守着自己的身份及种地的把式，像江之生一样跨省份做起了农民。

　　他们中有人长期固守在城市边缘，成为外来务农者；有人做起了随季节迁徙的候鸟，成为规模化农业产区的一名“工人”。4月的春茶，5月的海带，6月的番茄，10月的棉花……看似辛苦的农活却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将他们从二、三产业拉回到了农业。

　　异乡务农者

　　6月上旬，采藕工人刚结了工钱离去，家里只剩下江之生、他的妻子和一名长工。他家在石桥东500米处的一块旱地上，北面两间简易房、西面一间仓库、南面一排盖了一半的宿舍，没有围墙，远离人群，看起来像一座孤岛。

　　1993年，20出头的江之生跟老乡到北京闯荡，除了手中的锄头和种藕的本事，没有任何劳动技能，也没想过像大多数走出农村的人那样做个“农民工”。

　　起初，他和老乡在朝阳区长店村租下几百亩土地，“当时日子过得很舒服，每亩地地租只有三四百元，水电费也不用缴，跟大队签好协议就行。”到了春秋收获季，江之生和妻子会亲自拉着一车藕到农贸市场卖掉，换取生活费。

　　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当初的长店村藕塘已不复存在，成了紧邻京城著名798艺术区的繁华闹市。

　　“越走越远。”江之生说。因为“城镇化”，他和种藕的老乡辗转到过海淀区的西北旺、房山区的坨头……2004年，他们来到了琉璃河镇，8户安徽人家共同承包了500亩土地，一呆就是10年。

　　与江之生一同在琉璃河承包藕塘的，还有他的表弟丁贵长。石桥西侧的一大片藕塘仅是丁贵长500亩藕塘的一部分，他还在天津武清、北京通州拥有几片藕塘。由于藕塘面积过大，丁贵长今年收藕较晚，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和10几位雇工刚从地里回来。

　　江之生的老家在安徽芜湖的一个乡村。由于土地稀少，迫于生计，20年前村民便陆续走出村子，或是打工，或是务农。其中，大部分人像江之生、丁贵长一样，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活--种藕，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省市。

　　而在未拆迁前，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土井村也聚集着大量如江之生一样的外来农民。2012年夏天，几名研究生在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炳耀的带领下，走访了这一以蔬菜种植闻名的京西北地区，逐步描绘出了来京务农家庭的生存面貌。

　　“北京外来务农人员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邻近北京的省市，也有一部分来自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其流出地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往往较差，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孙炳耀说。

　　在都市郊区务农人群中，绝大多数年龄介于35岁到60岁之间，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劳动技能，无法顺利被二、三产业吸纳。而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节省生活开支，在工作时间上较为自由灵活，还可身兼教育子女等多项工作。

　　在孙炳耀看来，外来务农者是当代中国急剧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规模不断扩大，“据上海市通过农业普查获得的详实可靠数据，2010年底全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外来人员约13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27.6%。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外来务农者在城郊农业中的重要地位。”

　　卖方市场

　　每天5点开始，江之生都要到自己的藕塘转转。今年春天的挖藕季，他打电话从老家唤来6名老乡帮忙。挖藕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忙碌近10个小时，每次下田都要穿上齐胸高的防水皮叉，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一会儿。

　　长者3个多月，短者20余天，一季下来，江之生要给这些老乡支付6万多元的报酬。与长期驻扎在北京的江之生不同，这些“季节工”犹如追寻温度线的候鸟，家里有地种的，就趁农闲出来打短工赚钱；家里没地的，还要比较一下种田和做工价格，择高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