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益的角度也折射出，农民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今后种粮必须向规模要效益，走“集约化种植”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种地农民年龄结构偏大，对新方法、新技术接受能力差，种粮农民断层现象，已经成为我来我国粮食生产一大隐忧。”吉林省粮食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笑然认为，推动有限的耕地资源更多的向种粮大户、种粮能手流转，提高种粮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从而降低成本取得规模效益，或将重新激发青年农民的种粮兴趣。

　　农业保险“发育不够”　农业抗风险能力弱

　　“一公顷玉米，在绝收情况下能得到3000元赔偿，根本不足以保障农民再生产能力。”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中央堡村村书记刘义说，如今种一公顷玉米，种子、化肥、农药3000多元，加上秋翻地、播种、中耕、秋收等各环节费用，仅农机费用就要超过3200元，还有后期脱粒等人工费用，种一公顷玉米的成本至少要七八千元。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强说，按照制度设计，减产的程度不同，赔偿的标准也不一样。“由于现场查勘比较困难，定损的时候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所以遇上普遍受灾的情况，只能是按照上限封顶赔付。”他说：“2009年，公主岭市上万户农户减产超过六成以上，24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受灾严重，按照150％封顶赔付。当年公司共收保费3300万元，赔偿出去3000万，去掉经营费用，基本无利可图，不封顶根本赔不起。”

　　2007年以来，中央把农业保险列入公共财政补贴范围，农业保险从最初吉林、江苏、四川等6个试点省份覆盖到全国主要产粮省，参保耕地面积超过6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近1／3。目前我国农业保险领域，巨灾风险防范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再保险体系也不健全。业内人士介绍说，虽然国家有政策性补贴，但保险公司毕竟是企业，要遵循市场规律操作，粮食生产一旦大面积受灾，能发挥的保障作用有限。

　　记者在吉林、江苏、四川等地采访发现，一些从事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为了分散风险，每年花很多钱购买商业性再保险，国内目前基本还处于空白。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周县华说：“2010年，我们在内蒙收取保费总额5．9亿元，其中1．6亿元用于购买国外的再保险，国内有一个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接一些单子。”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政策性的“巨灾风险防范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家目前的保费补贴仅仅发挥了撬动市场的作用，而农业保险公司一旦面临巨灾，根本没有足够的赔付能力。今后要提高我国农业抗风险能力，应探索政策与市场结合成熟的运转机制，政策撬动是一方面，行业的运转还应符合市场化商业运营规律。

　　种业遭遇“外资合围”　粮食安全命脉堪忧

　　我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子市场，市场规模已达500多亿元。国外种子公司进军我国大田作物种业速度明显加快，挤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生存空间，加紧在我国进行研发布局，对我国的种质资源和种业安全构成威胁。目前我国年进口大豆已达3000万吨，国家对大豆及食用油市场的调控能力也已下降到不足40％。

　　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丁万志介绍说，近年来，以美国先锋公司“先玉335”为代表的国外品种以迅猛的速度抢占、垄断东北玉米种子市场，对我国种业安全威胁很大。与世界种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市场集中度明显不足。全国8700多家种业企业总体看“多、小、散”，有一定规模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超过100家，整体实力十分薄弱。他说：“世界前10强的种子企业在世界种子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达到35％，而我国前10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的0．8％。”

　　“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种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距。”吉林省副省长王守臣说，当前种业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跨国种业的强势进入，本土种业基本上处于“技不如人、边打边退”的劣势地位。首先是自主创新滞后，科研体制机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科研与生产脱节，基础研究薄弱，投入不足，资源分散，育种方法、技术和模式落后，缺乏原始创新，追求短平快，低水平重复、同质化严重。实验室里课题多、但技术理论的创新少，刊物上的论文多、但促进种业发展的应用少，试验地里的成果多，但实际生产转化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