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如果“龙生龙，凤生凤”成为一种权益世袭，不管是否披着公平和正义的幌子，社会序列的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迟早会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就意味着，在观察农村孩子考重点大学越来越难时，应该有制度的视角和权利的视角。从本质上说，越是农村出身的孩子，越难上重点大学，不过是一系列权利不对等之后的结果之一。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带来信心，只有权利保障才能注入动力。当权利保障越来越完善，当每个人的际遇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时，人们才会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觉得自己的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

　　警惕阶层复制的陷阱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是一个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趋势的强化，让所谓的重视有些轻描淡写，与之相关的则是众多农村学生命运的落寞。

　　事实上，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当前，来自农村和城镇的考生以及父亲身份分别是农民、工人、干部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专业入读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现象，与总理温家宝的感慨不谋而合，温总理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可以说，这已经成为横亘在整个社会面前的一道课题。我国重点高校的教育机会，明显偏向那些拥有优越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子女。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在国家重点院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和最多的高校贫困生。

　　可以说，阶层复制的陷阱似乎正在形成。如何防止制度性缺陷导致的阶层复制扩大化――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课题。(长江日报朱四倍)

　　均衡公共资源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不少人士就凭直觉认为是个保守数字。虽然社科院将中国城市的“合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但是年收入达到1万元甚至2万元的人士，恐怕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可这类已被视作穷人的群体却游离在统计之外。

　　贫困标准线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收入群体有权享受社会救助的福利，这不仅关乎利益博弈，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贫困线过低，应当得到救助的人群就被我们抛弃，折射的是社会的不义;如果贫困线过高，不该享受救助的人群却侵占了公共福利，体现的是社会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