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的比例为何下滑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如今，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而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整个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首要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恢复高考之初，农村学生还可以凭借自己勤奋的学习来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尤其是，在改变命运的激励下，往往他们的勤奋远非城市学生可比。但是，随着考试竞争的激化，影响应试水平的因素开始逐渐增多，除却勤奋之外，师资力量、信息资源、教学设施、培训机构等等，都不可能被忽视。因此，当年农村学生考试竞争的相对优势，开始逐年下降。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也体现在城市内部，“超级中学”的出现即是体现。重点大学的生源，多数来自各地的“超级中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如果“超级中学”是竞争的产物，问题也许并不大。但是，往往“超级中学”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经费扶持，无形之中，原本分布不均的教育资源继续失衡。而在一些县市，“超级中学”更体现为过度的中学合并――周边地区的学校通过行政手段合并到县市中心区域的学校，因此刻意制造规模化效应、集群效应，这使得一些“超级中学”继续膨胀为庞然大物。如此情况之下，教育资源的分布如何能均衡?

　　既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那么目前的一些招生改革手段，很多将不利于农村学子。即如自主招生考试中，学生的综合质素将得到考核，而单纯依赖考试本身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学子，在这种全方位的考核中自然会处于不利地位。还如北大等首创的校长推荐制，试问，校长推荐的资格，有多少会分配给非重点中学，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呢?我们固然需要学生实现全方位发展，摆脱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是，对于更多的农村学子来说，他们只能单纯依靠考试来改变命运，没有全方位发展的条件。教育之公平，因此正在受到挑战。

　　与教育资源分布、教育公平相联系的问题，正是社会的阶层流动。社会阶层失去流动性，社会结构将可能固化，这样的社会很难健康发展。因此，这次“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成果，应当为我们所重视。

　　目前，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重点提到了基础教育资源分布均衡的问题，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仅凭这一规划纲要来看，我们能预见的情况是，就学、升学的普及率将能提升，但升学的竞争起点也许还难以同步。我们自然不会否认教育本身存在竞争，但竞争需要同样的起点，否则，所竞争的因素将变得复杂，甚至还会从单纯的教育竞争变成身份的竞争。因此，在呼吁教育基础资源均衡的基础上，我们希望目前的招录体系能照顾到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例如，让各大学的招生计划指标适度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变其过度向本地或者向经济、教育发达地区倾斜的现状。(长江商报肖畅)

　　拿什么保证“知识依旧能改变命运”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背后，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常识的溃败。如果“龙生龙，凤生凤”成为一种权益世袭，不管其是否披着高考这个看似公平的幌子，社会序列的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迟早会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降低。这样的现实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在下降，在现有的考试规则和选拔模式下，他们的竞争力比不过城市的孩子，比不过过去的前辈。其次，是农村孩子的就业力在下降，当农村孩子自身的文凭不过硬，而家庭又帮不上忙时，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看似简单的比例下降，背后却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认知的溃败现在的农村，有多少家庭还单纯地相信只要肯学，就可以改变命运?在就业难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期待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可问题是，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弱势群体正被制度设计日益边缘化，社会遴选机制越来越向城市学生、富裕学生打开了更多的“门”。一者，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势家庭的竞争力，而几乎将大多数农村学生挡在门外;二者，现行考试制度从内容上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断裂，很多内容是城市学生才能接触到的。以更广泛的视角看，难考重点大学只是农村孩子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就业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在单枪匹马地硬闯，他们没有能力借助其他的资源顺利就业，他们没有办法与别人“拼爹”;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买不起房，因为他们没有家底可以付首付，他们没有老房可以垫底，没有啃老的资格，结果只能在飙涨的房市中，被远远抛下。这些问题带来的挫败感，会让人产生焦虑。结果，在信奉过知识改变命运之后，却无奈地发现真正改变命运的可能不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