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土壤肥力下降。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下降。目前中低产田已占2/3，耕地土壤有机物含量平均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

　　3. 水资源短缺。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目前农业年用水缺口达300亿立方米，有一半以上耕地得不到有效灌溉。从水资源利用率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平均不到50%。根据国家水资源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需求量还将增加，但灌溉用水供给仍将保持在3600亿立方米左右，农业用水供求缺口进一步拉大，农业用水矛盾更加突出。据专家分析，每年因干旱而损失的粮食占各种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粮食的60%。

　　 4. 家庭经营规模化进程缓慢。粮食主产区比其他省份粮食单位产出量要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家庭经营规模较小。我国粮食主产区多是人口较多的省份，农业人口比例较高，除了黑龙江等省份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外，多数省份仍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严重制约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二是生产成本较高。一家一户的简单经营达不到规模生产的高度，必然导致各种生产成本增加。

　　5. 农田水利设施基础薄弱。据调查，农田水利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发展并不快，尤其是北方一些省份，旱田很少实现灌溉，仍然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

　　6.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低。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一是服务内容单一。各级各类服务组织所提供的服务项目非常少，质量也不够高，很难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二是服务缺乏针对性。有些部门和组织向农民提供的服务内容比较空泛，缺少针对性。三是服务不够及时。农民生产经营活动难以及时得到新品种、新项目的支持。

　　7. 粮食成本较高。这里所指的粮食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粮食的运输、储存等成本。从粮食生产到成品粮上市，各种成本不断升高，直接影响我国粮食的市场竞争力。据调查，国内粮食从生产区运到销售区的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格的30%到 35%，而国外，如加拿大则是20%到25%。过高的流通费用以及小农生产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形成了目前中国粮食价格平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局面。

　　四、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的对策

　　1. 建立中央财政统一安排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应本着突出重点、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建立中央财政统一安排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一是继续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但补贴的依据应当改为按粮食产量、商品量给予补贴，并提高补贴标准。二是要有足够的粮食风险基金，以用于按国家建立储备粮油规模规定数量的利息费用补贴。三是用于粮食流通体制和企业改革，使流通体制真正步入市场化，成为国家进行粮食宏观调控的载体，为粮食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2. 建立健全政策性粮食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农业保险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之一，是支持和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一是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的政策性粮食保险机制和发展模式。建立政策性粮食保险制度，必须由政府决定粮食保险供给的方向和数量，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二是中央财政负担粮食保险费用。三是加快建立粮食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3. 建立健全国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对耕地减少起到了巨大作用。要加强利用经济手段来进行耕地保护，用国家转让非农建设用地资金、中央财政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用于地方政府和农民对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

　　4. 建立健全粮食生产大户补贴制度。农业直补政策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但这项政策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随着农村种粮劳动力的逐年减少，种粮大户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要对种粮大户实施奖励政策。重点增加对“核心粮农”的补贴，在现有基础上，中央财政要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模，提高补贴标准，并在信贷、科技推广、农业机械作业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充分发挥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效应。

　　 5. 建立健全普惠型农村金融制度。农民种粮缺少资金投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为解决农民种地资金紧张状况，要加快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明确各类正规涉农金融机构职能，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在加强管理和规范的基础上，继续扶持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服务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