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俭：的确如此。农村金融供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本的可获得性，即如何增加促进“三农”发展所需的资本，解决制约“三农”发展的资本不足问题，为农村地区和农民发展生产提供资金支持。二是风险的保障性，即如何解决“三农”发展面临的高风险以及“三农”发展的内在脆弱性，增强农村金融及“三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发展思路仍以管制替代监管，通过设置较多的门槛限制，制约了多种类型资本的投入。以2006年以来国家鼓励发展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四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例，规定除了现有商业银行外，其他机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单一股东持股5%以上需要监管部门批准。较高的门槛限制不利于吸引各类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并且弱化了资本的利用效率。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8年底已开业的105家机构共吸纳股金40.4亿元，吸收存款42.8亿元，累计贷款39.7亿元，资金运用率不足50%。

　　二是政策导向仍局限于银行主导的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以四类金融机构发展为例，对于村镇银行以及贷款公司都限定必须由商业银行主导，这就限定了民间资本和其他类型的国有资本参与提供农村金融供给的空间。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采用同样的限制政策，既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大型商业银行的发展定位与经营实践，其政策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如自2006年实施鼓励新型机构发展的政策以来，到2008年底，全国仅有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获准开业，其中贷款公司仅为6家，而依托大型商业银行设立的村镇银行多数仍按照其传统的县级分支机构模式运营，对于增加农村地区金融供给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相关政策存在较为显著的行业割裂倾向。金融供给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对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统筹考虑。如保监部门主要从保险保障角度，提出鼓励“三农”保险发展的政策，不涉及农村资本供给；银监部门主要从信贷角度，拟定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对于保险在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和提供信贷保障方面的作用缺乏系统考虑。政策导向的分割不利于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农业贷款的不良率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自然灾害等客观风险因素影响，如果能够实现保险与信贷的紧密协作，将会有效改善农村金融生态脆弱的现状。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扩大农村金融有效供给

　　记者：根据您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金融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规模企业的需求，也有小型乡镇企业的需求；既有流通领域的需求，也有生产领域的需求；既有个体工商业者的需求，也有农户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多层次决定一个功能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也应是多层次的，各类不同的金融机构应在彼此竞争合作中寻找市场定位与发展方向。那么，在您看来农村金融改革要取得更大突破，必须坚持怎样的改革方向？

　　王爱俭：在我看来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创造条件激发本地居民和各类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改变政府主导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单一模式，探索自上而下引导、自下而上主导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从改革和发展两个角度统筹考虑农村金融供给。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要从存量改革和政府主导向“存量搞活、政府引导、资本主导”的模式转变。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一方面要从改革的角度出发，理顺存量，通过政策引导注重发挥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信用社等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解决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需要的资本支持；另一方面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培育新型金融主体，引导各类民间金融依法合规运营，激发各类资本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积极性，有效扩大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供给，增加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

　　二是转变发展思路，逐步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改变以管制代替监管的金融发展思路，消除资本寻租空间，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监管部门应找准职能定位，在加强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金融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政策上要区别对待，逐步降低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取消贷款类机构的准入限制，鼓励各类资本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供给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