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家种猪场老总向记者坦言，只有关系到本场的数据他才相信，一些外围的数据不足信。但他也表示，农业部按月发布的全国监测点生猪存栏与能繁母猪动态变化数据能收到，对于价值问题却不置可否。

    对于影响自己对未来市场做出判断的主要哪些因素，罗老板表示，主要是资金和国家政策的问题。自己做出生产决策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养好猪是必须的，发展得等待时机。目前他坚持自繁自养，更新种猪基因。二是降低成本和提高附加值。罗老板通过种橡草喂母猪，不光省饲料，母猪建康，而且种猪的利用率也高。

    “中小规模养殖户不会看大面的数据，不过他们和当地大型公司的销售人员、屠宰场关系紧密。像中粮屠宰事业部和基层的养殖户就有联系，他们时常会问我们的营销人员价格情况。”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姜梦付告诉记者，公司销售人员会告诉养殖者什么时候出栏补栏合适。

    “一般来讲，前一年冬至到第二年正月十五价格比较高，这时候出栏的猪会卖一个好价。如果赶在3月份出栏，大概就是一年的最低价。有经验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的判断，得做有心人才行，比如连续对三五年的猪价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其中的规律。”姜梦付称。

    与养殖户不同的是，作为规模化企业，中粮生猪出栏不受价格限制，一年四季都需要出栏，所以不会像散户那样看重动态变化的价格信息。在数据投入上，目前中粮并没有拿出专门的数据费用，据介绍，公司部门进行的数据搜集因为主要依托各相关网站，所以权威性、准确性和时效性都会差一些。姜梦付告诉记者，像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据，肯定得从农业部的统计信息来的。如果需要有区域性数据，那就得找地方统计部门和畜牧部门了。

    不过，南方某省动物疫控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2014年暴发小反刍兽疫期间，为了摸清全省小反刍动物底数进行疫苗免疫，疫控部门分别向地方统计部门、农业部门调用数据，得出的数分别是800万只和1000万只。畜牧部门觉得两个数据差别很大，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查。最终通过全省畜牧兽医系统的合作，拿到了本省小反刍动物存栏数是1600万只。

    相比于小反刍动物，我国生猪存栏体量庞大，如果底数不清，将掣肘地方以及全国统计监测工作的开展。

    门槛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分析师

    猪价跌了找谁，这是养殖者关心的问题，消费者关心的则是猪价涨了怨谁。

    在刘汉元看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宏观经济自身在变，行业参与者过于零星；另一方面，也是行业生产数据和未来需求数据在市场条件下的匹配关系没有办法去界定。

    在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郭惠武博士看来，其中之一就是生猪的供给存在滞后性。从能繁母猪配种到猪肉上市要10个月以上的时间，当养殖户发现生猪价格较高，决定扩大生产规模时，其扩张行为不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市场供给，而是会造成未来10个月以后的供给过剩，从而导致价格的过度下降。

    我国猪肉市场规模巨大，生产者普遍规模小，在地域空间上也比较分散，所以，生产者很难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也无法对市场信息进行科学地分析和理性预期，直接根据当时的生猪价格来决定是否补栏或出栏。郭惠武认为，由于生产的滞后性，生产者对当期价格的积极反应，以及消费者对价格不够敏感，导致生猪市场容易出现扩散式的蛛网波动，即一旦价格波动被触发就很难收敛到均衡状态，而是持续波动下去，而且波动的幅度不断扩大。

    “很多人只看价格变化，用处不大，像存栏、进出口贸易、成本、规模企业产能、环保政策变化这些因素，还有PSY、胴体重、活重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对于价格波动，我觉得政府收储还是有必要的，但不应是唯一措施。更多的还是应为养殖户提供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多部门来执行也容易扯皮，其实这应该由农业部门来主导。”朱增勇表示。

    一边是国家部委在为全面数据、精准数据发愁，而另一边生产端却对一些数据不予采信，这使行业数据信息处于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