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通过教科书中课文对乡村的书写，我们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悖论。“还乡”与“留城”，陷入了一个“围城”的困境，一方面是逃离乡村到城市，另一方面却发现在城市无处安放精神、灵魂，就又怀着留恋、渴求的心理寻求回归乡村。一面想回乡村，一面又不愿意再回去，笔者本人也时常面临着这种内心的纠结。留在城里，却又发现居城不易，居“京”更不易。近又有专家出来支招，进入北京要考试了！课文作者是成人，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和世俗的无奈，身心俱惫，便转而求助乡村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乡村便被在笔下美化了，充满了“苦难美学”的味道。谁都希望生活丰裕一点，但假如苦难来临，勇于面对就是，笔法若总是美化，难免给人一种矫情的感觉，造成身体与精神的分离与分裂。以一种“情结”去书写梦幻的乡村，真实的乡村面目就被“遮蔽”了。

　　我们还应看到，除了教科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中心”倾向，另一个更内在的，是在应试教育上。近几年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减负”、 “创新”喊声震天，而实际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一切为了分数，一切为了升学，培养人培养“整个”的人只是口头上。可即便是素质教育，更多是代表了城市教育而非乡村教育的声音，同样一个分数，同样一所大学，乡村学生不知要比城市学生付出多大的辛苦。在生存本身都困难的情况下，再谈什么素质什么全面发展，真乃是不折不扣的奢侈。问题还在于，凭什么会弹钢琴是素质，锄禾挑土就不是呢？这又是寒门子弟难上一线大学的一个原因。

　　乡村教育的出路

　　顾名思义，“乡村教育”是由“乡村”和“教育”这两个词组成，乡村教育的出路，当然首先是乡村的出路。乡村要向何处去？显而易见，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着富足与穷困、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城乡二元”价值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的发展是去农村化，农民去农民化。我们看到，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全国各地的乡村都在“沦陷”。欧洲的工业化进行得早，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侵蚀所带来的阵痛不难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出版于1973年的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变动中的乡村》，则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变迁。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孟德拉斯就为法国作出“农民的终结”的断言。当然，我们不能一味沉浸在诗人、文学家怀旧、还乡命题的忧伤中，我们要的是该如何看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关系的问题。

　　平心而论，最近几年的村建设的确使农村的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观，但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城乡依旧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远远没有受到公平、平等对待。仍旧结合笔者而言。单用“好”、“坏”二字，已不能对我的故乡作出描述、评价。至少房子越来越漂亮了，红砖红瓦，宽敞明亮。吃、穿、用等方面，也较以前有较大的改善，尽管与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有一定距离。布鲁代尔认为，文明的最高核准权在精神层面。若看不到精神的丰盈，乃是“贫穷的富饶”、“繁荣的废墟”！ 乡村发展，乡村重建，不光从经济层面，更把文化、教育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要改变“教育”在乡村中的窘境。罗尔斯说评价一个社会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况最差的成员，同样，评价教育也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况最差的成员。乡村教育要从“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给乡村教育以较大的资金投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

　　乡村的发展、建设，不但要使乡村成为城市的人才输送基地，更应成为吸纳人才的蓄水池。要使乡村要提供充分的学习、就业机会，而不是鲤鱼跳农门，出去一个就一去不复返了。“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终于上了大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吸引不了人才回来，于是就愈加困窘。鼓励大学生乡下扎根，就要改变“沦陷”的农村的凋敝的现实。2011年在近10万份上海高考考卷中出现一篇满分作文，这也是2006年以来上海高考惟一一篇满分作文。据说这篇文章在阅卷中心组里被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有些专家当场被感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给这篇文章满分。考生把乡村田园化，称“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 文章讲到：“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我不知道在记者面前，这个小姑娘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是否按照预设的标准答案在回答，但我希望这是自己的内心想法，我想两年后她毕业能兑现她当初的诺言。在“还乡”与“留城”之间，小姑娘能自由地作出“还乡”的选择。在乡村能有一份适合的工作，真正地完全地融入到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