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权力：代际互惠的强约束

　　调查发现，子代对亲代的赡养资源能否有效供给、代际之间的互惠是否有效实现，与社区是否有权力约束试图逃脱赡养责任的子代有直接关系。在农村社区中，这种权力通常是由村干部来执行。

　　养老秩序的达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养老资源的获取。在农村地区，养老资源的获取总是与土地资源的占有存在密切联系。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老人的身份捆绑时，诸子便可能因老人承包地在诸子间的分配问题而发生纠纷，进而影响对老人的赡养。在村里土地不断调整时，成员对家庭土地的占有便缺乏稳定性，他们也不会将承包地视为自己的“家产”，但会对亲代承包地的占有和分配感到不公。而当村里土地尚能不断调整时，村干部便掌握了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处理权，亦拥有纠纷调解、村庄治理的基本权力。在黄村和鲁村，村庄或是因为能够调整土地或是因为存有一定的集体经济，所以村干部能够有效地“制裁”拒绝承担赡养的人；而在河村，因集体经济的亏空（村集体尚欠外债80万元左右）及村民对村庄共同体依赖性的降低，村干部进行纠纷调解、村庄治理的权力也受到影响。

　　社区养老情理：代际互惠的软约束

　　如果说社区权力对村庄家庭养老与代际互惠形成强约束的话，那么社区养老情理则是一种软约束。所谓社区情理，就是“在一个社区中，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这种“社区情理”类似于“默会的知识”。虽然“默会的知识”未被明言，但并不表示它不存在；相反，由于“社区情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认知，较之于国家的政策规范和成文法，更容易被村民们认同。在社区情理这一知识谱系中，对养老问题的认知与规范可称之为“社区养老情理”。

　　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成员实践与遵从，关键是看它的外在约束机制，即是否存在维持规范的社会基础，有对违反这一规范的成员进行惩罚的机制。在黄村和鲁村，村庄舆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如果哪家的儿子和媳妇不孝顺父母、不赡养老人，村里人大多会会议论他们。当村民们通过私下的议论和公开的批评来惩罚违背社区养老情理者时，导致直接后果便是后者在村庄中“坏了名声”、“没了面子”。而一个坏了名声、没有面子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之中将无法获得其他村民的帮助。而在河村，村庄舆论对这种“越轨者”的约制并不强，大家一般认为“那是别人自己家的事情”。由于舆论未对拒绝承担赡养义务者进行道德谴责，使得村庄中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的行为具有存在空间并有蔓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