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没有一间住房，没有一张床。李桂林借住在村民家的茅屋里。晚上，他点燃一盏煤油灯，在一张破旧的木桌上备课、批改作业。油烟熏得他鼻腔墨黑，眼泪直流。

　　停学10余年，二坪村有很多适龄儿童未能入学，一个班无法满足需求。1991年，李桂林想再招一个班的新生。于是，他动员在山下教书的妻子陆建芬一起到二坪村小学支教。

　　当时，陆建芬正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要是去二坪村小学，儿子在山上得了急病怎么办？如果不去，丈夫岂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也忙不过来？”陆建芬左右为难。

　　得知此事后，李桂林的父亲大发雷霆：“你甘愿去受苦，我们管不了。为什么还要把妻儿带上山？孩子生病怎么办？”李桂林请来有着30多年教龄的岳父劝说父亲，才勉强让父亲同意。

　　从此，李桂林与陆建芬开始了19年的默默坚守。

　　在二坪村小学，李桂林夫妇每人每月仅有100元工资，生活极为清苦。特别是农历正月、二月和三月，只能吃酸菜汤、土豆汤，根本吃不上新鲜蔬菜。

　　2001年，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他提出请陆建芬给自己看孩子，月薪6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陆建芬说，她开始动过心，但看到学生们的眼神马上就打消了念头。“我去挣钱，山上的孩子们怎么办？虽然我们的工资在城里连吃顿饭都不够，但我还是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除了清贫，父亲对这一家子安全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

　　一次，李桂林去乌史大桥乡中心校开会，散会时已经很晚了。刚走到天梯附近，李桂林突然腿脚抽筋，摔倒在地。他只好在悬崖边歇下来，生火取暖，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第二天一早，李桂林艰难地爬回学校。见到妻儿时，他却对昨天的凶险只字不提。

　　还有一次，李桂林爬天梯时，藤条突然断了，身子滑向悬崖。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才捡了条性命。看着满脸是血、伤痕累累的李桂林，妻子和他抱头痛哭。

　　1995年，李桂林到会理县师范学校进修学习，陆建芬带着两个儿子守在学校。一天，陆建芬突然病得厉害。两个孩子哭着叫饿，她便让7岁的哥哥背着弟弟到村民家找吃的。后来，陆建芬病情越来越重。村民知道后，背了50斤玉米，通过危险的山道和天梯，送到镇上卖了13元钱，为陆老师买回了药。

　　2002年，李桂林的小儿子用藤条跳绳时，不小心被绊倒，造成“右手尺骨断裂，桡骨错位”。考虑到课程紧、路途远，李桂林没有将儿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只是请来当地的土医生。结果，由于错位骨没有接好，至今小儿子的右手稍一运动就会脱臼。

　　这件事成了李桂林的一块心病，他常常念叨：“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妻子，最愧疚的是我的两个儿子。”

　　用知识引领彝族孩子走向文明

　　现在，二坪村小学共有80个彝族学生，其中17人住在悬崖下。要爬天梯上学，他们全都靠李桂林夫妇接送。

　　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5道天梯。小一点的孩子不敢自己走，李桂林就背着他们上上下下。

　　背一个孩子下去，就得重复上下两次。按这样计算，背五六个孩子，李老师每次都要攀爬将近400米，相当于百层楼的高度。

　　虽然每天都要面对陡峭绝壁，踩空一步就有生命危险，但二坪村小学从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1996年夏天，山洪暴发，李桂林正在接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把他们冲进了沟中。情急之下，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却被急流冲走了。幸好被一根木桩和一些藤条挂住，才得以脱险。

　　19年寒来暑往，李桂林夫妇已教了7届学生，共送走189名学生。这些二坪村的年轻人告别了文盲的历史，开始走出大山。

　　阿木以哈是全村出名的调皮鬼。报名时，他的父母说：“孩子太调皮，恐怕惹祸，不能让他读。”村民也说：“如果这个孩子要读，我们的孩子就不读了。”

　　李桂林夫妇三番五次动员家长，并竭力劝说其他村民，最终还是让阿木以哈报名入学。阿木以哈家是村里的特困户，陆建芬就把李桂林的裤子改小，送给他穿，还为他减免了很多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