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没有一间住房,没有一张床。李桂林借住在村民家的茅屋里。晚上,他点燃一盏煤油灯,在一张破旧的木桌上备课、批改作业。油烟熏得他鼻腔墨黑,眼泪直流。
停学10余年,二坪村有很多适龄儿童未能入学,一个班无法满足需求。1991年,李桂林想再招一个班的新生。于是,他动员在山下教书的妻子陆建芬一起到二坪村小学支教。
当时,陆建芬正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要是去二坪村小学,儿子在山上得了急病怎么办?如果不去,丈夫岂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也忙不过来?”陆建芬左右为难。
得知此事后,李桂林的父亲大发雷霆:“你甘愿去受苦,我们管不了。为什么还要把妻儿带上山?孩子生病怎么办?”李桂林请来有着30多年教龄的岳父劝说父亲,才勉强让父亲同意。
从此,李桂林与陆建芬开始了19年的默默坚守。
在二坪村小学,李桂林夫妇每人每月仅有100元工资,生活极为清苦。特别是农历正月、二月和三月,只能吃酸菜汤、土豆汤,根本吃不上新鲜蔬菜。
2001年,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他提出请陆建芬给自己看孩子,月薪6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陆建芬说,她开始动过心,但看到学生们的眼神马上就打消了念头。“我去挣钱,山上的孩子们怎么办?虽然我们的工资在城里连吃顿饭都不够,但我还是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除了清贫,父亲对这一家子安全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
一次,李桂林去乌史大桥乡中心校开会,散会时已经很晚了。刚走到天梯附近,李桂林突然腿脚抽筋,摔倒在地。他只好在悬崖边歇下来,生火取暖,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第二天一早,李桂林艰难地爬回学校。见到妻儿时,他却对昨天的凶险只字不提。
还有一次,李桂林爬天梯时,藤条突然断了,身子滑向悬崖。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才捡了条性命。看着满脸是血、伤痕累累的李桂林,妻子和他抱头痛哭。
1995年,李桂林到会理县师范学校进修学习,陆建芬带着两个儿子守在学校。一天,陆建芬突然病得厉害。两个孩子哭着叫饿,她便让7岁的哥哥背着弟弟到村民家找吃的。后来,陆建芬病情越来越重。村民知道后,背了50斤玉米,通过危险的山道和天梯,送到镇上卖了13元钱,为陆老师买回了药。
2002年,李桂林的小儿子用藤条跳绳时,不小心被绊倒,造成“右手尺骨断裂,桡骨错位”。考虑到课程紧、路途远,李桂林没有将儿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只是请来当地的土医生。结果,由于错位骨没有接好,至今小儿子的右手稍一运动就会脱臼。
这件事成了李桂林的一块心病,他常常念叨:“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妻子,最愧疚的是我的两个儿子。”
用知识引领彝族孩子走向文明
现在,二坪村小学共有80个彝族学生,其中17人住在悬崖下。要爬天梯上学,他们全都靠李桂林夫妇接送。
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5道天梯。小一点的孩子不敢自己走,李桂林就背着他们上上下下。
背一个孩子下去,就得重复上下两次。按这样计算,背五六个孩子,李老师每次都要攀爬将近400米,相当于百层楼的高度。
虽然每天都要面对陡峭绝壁,踩空一步就有生命危险,但二坪村小学从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1996年夏天,山洪暴发,李桂林正在接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把他们冲进了沟中。情急之下,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却被急流冲走了。幸好被一根木桩和一些藤条挂住,才得以脱险。
19年寒来暑往,李桂林夫妇已教了7届学生,共送走189名学生。这些二坪村的年轻人告别了文盲的历史,开始走出大山。
阿木以哈是全村出名的调皮鬼。报名时,他的父母说:“孩子太调皮,恐怕惹祸,不能让他读。”村民也说:“如果这个孩子要读,我们的孩子就不读了。”
李桂林夫妇三番五次动员家长,并竭力劝说其他村民,最终还是让阿木以哈报名入学。阿木以哈家是村里的特困户,陆建芬就把李桂林的裤子改小,送给他穿,还为他减免了很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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