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日益受到政府重视，陆续出台了免收学费、书本费，给予家庭贫困生部分生活补贴的优惠政策，免除了农民因子女教育可能背负的沉重负担。然而，农村教育又出现了另外的隐患，愈演愈烈的小学兼并浪潮，使大量儿童不得不过早地离开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寄宿相隔“千里”的学校，独立面对外部陌生的世界。这种趋势对农村传统小学与家庭教育模式提出了严峻考验，直接关系到农村未来一代的生理心理健康和茁壮成长，甚至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村的建设。

　　“寄宿儿童”的突现

　　“早出晚归”是农村学龄儿童的基本生活情景。然而，这一情景也许无法再传承下去了。现时的儿童们不得不到远离家乡的乡镇小学就读，与父母分居两地。而由于各种原因的交织，这一群体的数量渐成上升趋势。

　　第一，资金奇缺，老师“离走”使部分村小“倒闭”。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县乡财政就开始“吃紧”。税费改革的深入，农业税及附着于其上的诸税的免除，使乡级财政“空壳化”，徒有其表。国家给予的相关配套改革资金，连政府工作人员和教师的工资都无法保证，加上压在各乡镇的沉甸甸的债务，乡村政权组织无钱支持学校的建设。不少学校给老师发“白条”和大米，权当支付老师的报酬，不少老师家庭贫困，甚至还不如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由于长期缺乏资金注入，不少村小学房屋破败，时刻面临倒塌的危险；老师工资低廉，还经常面临无法领到工资的“处境”，不少老师被逼无奈，离开了讲台，开始了外出闯荡之旅。学校设施的残破和老师的离走，使不少小学就此“寿终正寝”，该村的孩子不得不远赴他村，继续求学之路。

　　第二，计划生育成效日显使更多村小“无生可招”。目前的村小，招收的孩子多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一代夫妇所育。1980年，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政策。自那以后，农村的计划生育一直被当作衡量乡镇政府官员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压力型体制”下，面对可能被“一票”否决的高压，官员们一方面广泛宣传，另一方面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家庭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农村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长期的严格政策使得新一代夫妇必须衡量超生可能引致的巨大成本，不得不作出妥协，一般只生育1-2个孩子。新生儿的减少，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改善，却使村小的教育陷入了困境。许多人口相对较少的村庄，村小早就宣告“倒闭”了，人口多一点的村庄，离“倒闭”也只有一步之遥。

　　第三，乡镇政府的政策干预加速了村小的“破产”和生源的集中。乡镇财政的捉襟见肘，学生数量的锐减，使乡镇政府不得不对小学义务教育加强干预，如宣布某些村小不再招收学生，把招收特权集中于位于乡镇中心的小学，使生源和师资力量更趋集中。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无可厚非，可称得上是“经济人”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集中力量办学，可以有效发挥有限教育资源和资金的作用，提高教学设备和设施的质量，减少相关成本。笔者所在的乡镇，自去年就开始将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的招收权集中于镇中心小学，而所有的村级小学再无招生资格。今年在此基础上，再出新政，除几个偏大的村小保留1-4年级的招收权外，大部分村小直接被政策“枪毙”。照此趋势，不久的将来，仅剩的几所村小也将不再。

　　第四，家长的“理性行为”催生了“寄宿儿童”问题的突现。在乡镇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几个暂时保留招生权的偏大村庄的家长们，也开始提前将未到五年级的孩子送入乡镇中心小学就读。在乡镇政府政策干预下，原先基本平衡的师资力量被打破，许多相对年富力强的老师被调到镇小，而剩余的村小只剩些“老弱残兵”，破败的学校也没什么改观。两相对比，家长们选此而弃彼也不失为“理性”的选择。如同“囚徒困境”、“公用地的悲剧”，个体的理性却导致了集体福利的整体性损失。村小的学生数越来越少，基本的教学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仅剩的村小也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