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普九”大潮中，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一度拥有中小学500余所，其中在众多捐资支持下建起的“希望小学”76所。10年内，该县中小学减少至94所，其中“希望”小学有58所被撤。(12月1日《新京报》)

    与400余所中小学被撤相对应的，还有另一组数据：至今，长阳县还有1780万元的“普九”债务没有偿还。换句话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长阳县，当年为完成“普九”借债而建的中小学，大多只是临时的“达标工程”，只在让当地“普九”取得小学入学率99%的可喜成绩时“昙花一现”。这几百所凝聚着各方人士，包括村民、捐资者对教育无限热爱和希望，但却只有几年寿命的中小学校舍(部分校舍已经变成猪鸭圈)。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基础教育时，首先考虑的，不是让当前有限的教育投入，产生最大的教育效应，而是用这些钱，来建设只在评估检查时起作用的中小学校舍，获得可以被上级检查、评估的“光鲜”数据。

    办好教育，应该成为教育举办者和办学者的共同选择。而让他们作出这种选择，不能寄希望于各地教育举办者自觉履行作为举办者的教育投入责任，并对教育的发展做好长远规划，而应该建立保证教育决策科学民主的制度——一个地方的教育应该有多少投入、怎样投入，学校应该怎样建、应该建多少所，这不能仅仅由有关官员说了算，而应该由一个专门机构对教育投入、建学校方案进行审议、讨论、决策，并对政府部门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教育投入，无论是纳税人的纳税，还是捐赠者的捐赠，都应该有参与教育决策的权利，把公众排除在教育决策之外，单靠地方政府“办好教育”的觉悟来发展教育，肯定要出问题。

□蒋理 （新京报 上海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