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军拒签手术单事件的余音未绝，又一起人伦悲剧再次上演。打工者郭玉良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却欠下了53万元医药费无力偿还。在此无奈情形下，医院建议他捐出妻子遗体用作医学解剖，欠费便可一笔勾销。

　　综观这起医疗事故，郭玉良的悲剧令人同情，而医院也很无奈，甚至有些无辜。毕竟，医院也有经济压力，53万元的医疗费是忽略不了的；毕竟，即便在欠下大笔医疗费的情况下，医院依然没有按“惯例”对张桂梅停止治疗。而“捐出遗体”也是医院在郭玉良无力偿还前提下的无奈“建议”。客观讲，医院基本上已“仁至义尽”，悲剧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53万元，郭玉良需要打工50年才能偿还这笔欠费。打工50年赚的钱仅能“对付”一场大病，从中我们约摸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要么陷入了片面的“廉价劳动力”误区，要么在劳动力技能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附加值的提升方面作为乏力乃至不作为。

　　而且，就在肖志军拒签事件中，他拒签的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医疗费过多自己承担不起；而今，郭玉良再次面临巨额医疗欠费。进而，在全国各地还有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在以微薄的收入疲于奔命地养家糊口。那么，这样的社会个体，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灾难时，他们又谈何抗风险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以医疗保障来说，调查发现，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不足20%。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64.5%的城乡居民在2003年时仍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种状况在农村尤甚，有资料显示，尽管社会保障改革从1999年便开始实行，但农村医疗保险享有率仅为12%。

　　在报道中我们也可以得知，死者生前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农村合作医疗。在诸如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在一个脆弱的社会个体身上缺位的时候，其抗风险能力和生存能力势必极其脆弱。

　　像肖志军和郭玉良这样的进城打工者们，既未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大多也没有务工单位为他们购买医疗保险，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窘境之下，当生活风险不期而至，悲剧的发生又怎能避免？

　　令人心酸的是，郭玉良给他8月大的儿子取名为“郭京鑫”——“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让孩子知道，他出生在北京，并且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一个进城打工者对于城市与繁华的朴素憧憬和现实的残酷性纠结在一个孩子的名字上，形成强烈对比。且不说郭玉良这代人，长大后的“郭京鑫”们，他们会有充分的保障去坦然面对这“京”和“鑫”中夹杂的强烈对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