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就业群体有10%以上的人拥有大学以上文凭，他们基本上都分布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金融业这些高端的服务领域。美国有40%以上的人 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分布在农业、制造业、交通和商贸业。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不愿意去这些领域，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这些领域没有优秀的大 学，而都是通过职业教育在填补这些方面的就业空白。

职业教育可能会出现两个错位。首先，现在职业教育的体系和能力未必能够培养出适合于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尽管很多数据好像可以解释职业培训学校的就业状况 很好，学生刚刚步入校门就被企业盯上，但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并不是学生在职业学校真的学到了什么技能。其次，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非常 快，不知道那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我们今天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所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本，很可能是未来并不需要的。

治理结构性就业难题，我们需要的是劳动者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受教育年限的持续。百年树人不是一句空话。过去20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 在这么快的发展过程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增加2.7年。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从今天的静态产业结构来看，相信未来对人力资本的需 求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

今天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刚好跟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相匹配，但是由于农民工没有上高中、上大学，他们的受教育年限距离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产业升级以后对教育的需求会有巨大差距，而这个差距至少会有三四年之多。

日本的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日本也曾经历过高校扩招，也被大家批评由于扩招太快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就业越来越难。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有意 减少了高校的发展速度，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把他们最好的工人投入到制造业，创造出很多很好的产品。但是，当这部分比较优势消失以后，当日本需要创 新、需要提高生产力的时候，他们发现，人才不够了。

教育有两种回报，一是私人回报，即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得到的回报，这个回报有的时候会有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回报，这个回报会更长久，个人可能体会不到。教育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回报最高的教育阶段是学前教育，然后依次是义务教育、普通的高教和职业教育。

我们通过这样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政府要投入更多的钱去办教育，但应该投在市场无法自发做到的地方。对于那些私人回报率较高的教育培训业部分 可以全部交给市场去决定。其次，我们应该继续增加受教育的年限，为了真正激励家庭送孩子上学，就应该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也纳入到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里 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本文为本刊记者刘砚青根据蔡昉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典发言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