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

　　13万、2500万、6500亿，这样的一组数字让人感叹，现在农民进城莫非已经成为了一道简单的计算题，只要农民自身投入与政府部门投入达到标准，那么农民进城就是一道套公式的计算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前数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磅公布，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国家发展重头戏，这也意味着这道计算题并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搞定，而是一道加减乘除的综合四则运算题。

　　抛开题目里的数字，作为农民来说，进不进城首先得考虑一个成本问题。就跟做生意一般，不可能去做亏本的买卖。农民进城，生活成本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问题必须得多方衡量。社科院早在2013年8月的一次高规格论坛上就曾经如此表示，“对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对此李铁先生还专门举例重庆的户改经验。这就意味着，农民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进城后的成本问题。如此一来，能否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压力，就是进城与否的衡量关键条件了。

　　当然，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政府还得烧多少钱？即，政府的成本问题。根据社科院的测算数据，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显然，这只是把公共成本进行简单粗糙的地数学运算，但却忽略了“政府收益”的考虑。不可否认的是，农民进城所带动的城镇化对城市消费市场的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拉动量显然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无形中将获得少则上百万亿的收益，再加之农民进城后，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其显性和隐性的收益，显然是更值得期待的。所以，政府部门在衡量的过程中不应该简单地把6500亿元看做一个天文数字，应该多方考量，利弊权衡。

　　再者，农民进城还是一道社会问题。前不久，曾有多个城市试点农民“积分进城”。 即通过推出类似“积分享受同城待遇”政策，帮助一大批农民工实现“进城梦”。虽然褒贬不一，但争议一直不断。这说明，农民进城还得通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烤量。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后遗症的影响下，农民进城并不是简单地脱掉农民的衣服，穿上居民的外衣这么容易了。如何解决医保、户籍、社保、就医、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摆在了政府和农民的面前。

　　城镇化的推进，最终还是落实在人的城镇化，比如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如果简单地将此作为一道计算题，时刻算计着各种数据，本身就脱离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