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另外一个老乡叶维红曾在天津当建筑工。2011年下班回宿舍路上,严重超载的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受重伤全身瘫痪,智力只相当于几岁孩子。公司在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后便不再继续付钱,叶家在天津找到律师协调赔偿事宜,至今没有下文。这场变故,让这个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近十多年来,叶老家村有4人在打工中因事故等原因死去,还有一些像叶维红这样的伤残人,既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和沉重负担,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
跟丈夫张运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打工的谢慧敏的困惑耐人寻味:我们不生气人家多有钱,而是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日子仍然过得很难?采访中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质疑:“老板开100多万的好车,为啥给工人发工资多一块钱都计较?”
农民工看似朴素的语言折射的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他们对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给国家在新一轮改革中制度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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