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总共花了9.5万元，4S店只垫付了4.5万元，医院说不补齐欠款就不让拉走尸体。可我们都是农民，上哪弄5万元？医院提出一个方案，如果家属签署器官捐献协议，可以抵偿医疗费。没有办法，我哥只能签了协议，卖掉儿子器官还债。”张新政哭着说。

　　孩子不明不白死了，总得有个说法。可“讨说法”路上碰到的都是冰冷面孔。在死亡原因上，双方存在巨大争议。4S店坚称文超是突发疾病；可张立新认为儿子身体很好，并无大病史，可能是意外死亡。医院的死亡原因分析也措辞模糊：“考虑可能是自身原因”。

　　在赔偿数额上。“我们提出赔偿69万，但4S店只出35万，后来又压到20万。可当我们打算同意时，谈判的范经理又称做不了主，由律师负责谈判，再次将赔偿数额压到6.7万元。”张新政说。

　　7月中旬，本刊记者费尽曲折在杭州一个工地的毛坯房里见到了张立新夫妇，此时这对夫妇精神恍惚。张新政说，在处理后事的一个多月中，我们先后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信访局，拱墅区劳动局，4S店所在辖区派出所反映情况。“有的部门做个记录就没了回声，有的部门过问了。4S店的老板话说得很好，愿意和我们谈，但就是拖着我们。老板看出来我们经济上撑不多久，想拖时间少赔钱。”

　　由于拖不起，想尽早拿到赔偿款回家，张立新两口只好天天缠着4S店的代理律师，律师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后来律师报了警，张立新夫妇还被带进派出所。因为身体虚弱，张立新的妻子曾3次晕倒在杭州街头，内心绝望，她曾去跳西湖，幸而被好心的群众救下。

　　张怀忠：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四亩地

　　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今后归属在何处，是本刊记者采访这些农民工的突出感受。无论是事业有成的成功者，还是饱尝艰辛苦苦挣扎的打工仔，都对未来表现出不确定性和迷茫感。

　　经过13年打拼，今年31岁的张怀忠已是广东东莞一家小型电子厂厂主，年产值超千万元。但问起未来打算，他依然一脸迷茫：“我的想法就是跟着市场行情走，行情不好就早退休。但退到哪里，不知道。我虽然已在郑州买了房子，但不一定去郑州，买房主要是让血汗钱保值。”

　　张怀忠说：“我家里有4亩多地，单靠种地生活困难，但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4亩地。”张怀忠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忧心忡忡：“我们最怕不平等竞争，中国的大企业太大了，小企业活路窄。2008年办厂以来，我没从银行贷到一分钱，想办个信用卡，因为是外地人都办不了。”

　　20多位打工者中有6人算是“成功者”，拥有在中等甚至大城市买房的能力，其中4人买了汽车。但“打工有成”的他们内心世界却漂泊不定。2009年，张怀忠的哥哥在天津一个工地摔伤去世，留下嫂子带个三个未成年的侄子；父亲也因抑郁得了癌症。虽然创业有成，但老家仍让他撕心裂肺地牵挂。张怀忠说：“过春节时就想回家，一千多公里，路上再堵也回去。开20多个小时，只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总值增加超百倍，城市面积扩大近8倍，但城镇化率只增加不到2倍，大约有2亿多农民工没能真正融入城镇。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缺乏归属感的现状令人忧虑。

　　农民工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纪大一些的渴望落叶归根，但多年的城市洗礼又使他们不能适应落后的乡村生活。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巨大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如果不能顺势而为采取得力措施，打消他们城市“过客”心理，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安居乐业问题，新型城镇化的红利将无法释放。

　　张瑞平：考上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张家乐：妈，我是乐，您和爸在那边注意饮食，别太累着自己，我在家里很听话，别担心我，今天(抓)的爬蚱(蝉)又卖了二十几块，高兴不？

　　――妈妈：我和你爸老是觉得对不住你姐弟俩，给你们的关心和照顾太少。我们也是没办法，谁不想和自己的宝贝在一起？

　　――张瑞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我们姐弟俩共同送给您的诗。

　　――妈妈：瑞、乐，我下班刚回来看到了你的信息，心里很感动。其实这首诗应该送给你奶奶。

　　一见到本刊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张运生的妻子谢慧敏，就把珍藏的短信拿给记者看，“孩子给我发的短信，我全都留着。”谢慧敏说，我们老在外地打工别提有多思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