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访叶老家村打工农民

　　农民工的百态人生以及对社会的期盼和诉求，警示我们要把亿万农民工生存现状、精神归属作为关注重点，在新一轮改革中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3%，但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仅35%，中间的数字缺口就是2亿多没能真正融入城镇的农民工。为了真实记录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的生存状态、所想所盼，《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设计了一个样本调查，随机选取了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叶老家村，对部分打工者进行了跨越六个省市的寻访。

　　叶老家村是农业大省河南淮阳县四通镇的一个普通乡村，人口3000多，人均耕地1.3亩，全村劳动力1600人，外出打工的超过800人。20多年来，叶老家村打工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们西到新疆种地，东到山东打鱼，南到广东办厂，北到内蒙古当厨师。

　　近日，本刊记者在这个村蹲点调查，并沿着这个村打工者的足迹，深入广东、内蒙古、浙江以及北京、天津等6省区市，行程万余里，与22位农民工促膝交谈，目睹他们艰辛打工生活的种种遭遇，倾听他们长久压抑的胸中积怨，感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和梦想。

　　通过对他们经历的了解、内心的走入，本刊记者深深感受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一代农民工不能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和过客，而应被当作城镇化的主体来对待，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及早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

　　张君：拆迁拆掉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

　　张爱荣老太太今年78岁，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打工，老人和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女靠种4亩多地艰难谋生。提起大儿子张君，老人掩饰不住内心失望：“在外20多年了，家里没花过他的钱。”

　　告别张老太太，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罗旗营村，在回迁楼工程前的一个路口见到了张君。红色的安全帽下一张圆圆的笑脸，明亮的眼睛中透着一股灵气，与老母亲“不成器”的埋怨形成反差。

　　“我出来打工24年了，从建筑工人起头，奋斗成饭馆老板，再退到建筑工人，算是努力了，就是运气差一点。”张君说。1989年，17岁的张君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虽然每月能挣150元，但更期望找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作。从1990年起，他到北京一家餐馆学徒，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在餐厅当了大厨，每月能拿1800元。

　　“我琢磨着自己干怎么也能多挣点。”1998年，张君用打工积攒的4万多元，在昌平区开了一家饭馆。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可干了一年多，因为拆迁，小餐馆被迫关闭。

　　张君的第二家餐馆很快在朝阳区开张了。图房租便宜，他找的仍是平房，可生意刚刚好起来却又面临拆迁。由于拆迁限期紧，餐馆装修投入大却没得补偿。接着，张君又搬到西直门开了第三家餐馆，不到一年又遭遇拆迁。4年3家餐馆被拆迁，心灰意冷的张君把餐馆家当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得不再次走上打工路。

　　说起过去的遭遇张君很无奈。“我有两个在饭店一起当学徒的朋友跟我命运一样，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老孙5次开餐馆5次遭遇拆迁，最后落魄到在工地门口推着三轮卖凉菜。”

　　张君说：“折迁改造后，北京的楼更高了，但一个小门面租金每年都得十多万元，开饭馆门槛也高了。拆迁拆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2003年之后，张君又在北京包过厨，还到秦皇岛卖过糖炒栗子，又到郑州卖过烤鸡，但都没挣到钱。

　　“我不是学习不好才出来打工的，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干一番事业回报家乡，比如挣了钱给家里修条路。”说起自己的创业梦，张君虽有遗憾但雄心仍在。屡遭挫折的他仍然坚信：“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只要勤劳，就有财富。”

　　张立新：雪上加霜的丧子之痛

　　离开仅仅2年多，健康聪明的儿子就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张立新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今年6月6日，张立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文超在医院快不行了，快来看看吧！”带着妻子和弟弟张新政，他们连夜坐火车赶往杭州。

　　当不到16周岁的儿子张文超决意外出打工时，父亲张立新虽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经老乡介绍，张文超来杭州市一家4S店搞汽车维修。在杭州一家医院里，他们见到了正在抢救中的儿子张文超。据工友介绍，文超是冒着高温躺在汽车底盘下修车时晕倒的，被发现时没啥知觉，像个植物人。几天后，张文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