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

　　1.排斥和歧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制度化延伸

　　笔者以为，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与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排斥和歧视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但也与社会固有的惯性有关。就笔者的看法，虽然这种排斥和歧视以刻板印象等观念形态表现出来，但从本质上说，都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作为支撑，正是制度的差异和不合理导致了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和歧视，并且由外在的歧视逐渐上升为对于权利和尊严的歧视。因此，尽管排斥是多种多样的，但结合本文研究的着眼点―――从生存到尊严，笔者只论述制度排斥，而对社会关系排斥和心理排斥等不再涉及。美国社会学家帕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和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用而排斥其他人。依据帕金的理论，结合我国现实，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歧视性制度，将城市民工集体排斥在社会的底层之中，通过表面上的 “合法”将农民工权利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剥夺，让农民工以 “低人一等”的身份生存于体制之外，成为社会的边缘阶层。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利益代言人，而欠薪等情况的 “季节性上演”也让他们成了无根的群体。这与制度出台过程本身对农民工的排斥有关。

　　在所有与农民工有关的制度设计中，基本上没有农民工作为参与者出现的身影，这是更为可怕的排斥。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弱势群体参与制订或修订规则，促使现有的规则合理和公正，但在城市中，没有一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规章是农民工参与制订的，当然，农民工也没有资格参与，最终日益边缘化的遭遇使农民工对主流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诱发社会矛盾的火药桶。因此，在从生存向尊严保护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已经不能再用那种 “恩赐”心态对待农民工群体，同时，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要通过他们积极地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格局的设计时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只有农民工群体应有的利益得到认可、保证，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和谐力量。

　　2.敌视和剥夺的隐蔽链条

　　托达罗理论是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创立的，该理论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正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决定其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而我国学者在对托达罗理论做个别修正基础上，提出农民进城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的、理性的流动。但如果生存成本太高或者对成本的预期太高都会影响农村人口流动的意愿―――成本太高会使农民返乡，但就当下的现实观察来说，不少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既无法在城市扎根又无法回到乡村的境地，这与社会存在的对农民工群体的敌视和剥夺隐蔽链条有关。

　　必须看到，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政法委书记杨来清在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各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外来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视态度，甚至当作一种麻烦和人渣去对待。他曾经在会上听一位领导说，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赶出龙华区。这是最为明显的敌视例证。首先，农民工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哪怕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仍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其次，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机制和机构，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第三，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对农民工的敌视是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的延伸、再生。城市中不仅已经形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二重社会，而且，身份制的世袭效应已经出现。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的身份标签就是我们认为城市敌视农民工的理由所在。敌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信任匮乏。农民工群体与整个社会缺少一种信任机制，无法实现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界限分明，交流与互动处于低层次，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自身交往渠道欠缺和素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与市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