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拉着拉杆箱”悄然登上城市打工舞台，与“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相比，他们具在潜在的文化转型能力以及更高的人生追求。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接受了初中、高中、中专或职业教育，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能从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信息，而且他们年轻、精力旺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快，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度高，具有强烈的发展意向，因此有着潜在的文化转型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眼界更高，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求生存，更多地是为了学技术、长本领，寻求在城市发展空间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的文化诉求较高，权利意识也较强。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城市发展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在现实中跌跌撞撞，强烈的融城愿望与城市高高的门槛，较高的职业期望值与企业更高的素质要求等矛盾的碰撞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自知之明，能够意识到自身文化素养和技能的不足，必须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我。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占总数9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省意识，如果社会能够适时地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文化需求供应渠道，让他们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学习方向，并付诸实践，形成“文化自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

　　但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现状严重压抑了他们的文化自觉行为。

　　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治理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的身份歧视和文化排斥，导致他们与外界多元化的文化生活互动不足，形成封闭的孤岛化的文化生存状态，严重压抑着农民工的文化诉求。

　　农民工因文化资本的缺乏总是被文凭和技能门槛挤到较差的职业和行业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脏、险、苦、累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工资待遇普遍低下，这从经济上、精力上和体力上抑制了他们过高的精神文化追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大多不重视农民工的文化建设，而政府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缺失和文化消费供求渠道的不畅，也使农民工找不到参与文化活动、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途径。在这样的文化生存状态下，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只能是心动而很难变为行动，他们无力挣脱现实的束缚，实现自我人生规划，反而陷入城市社会和自我的双重排斥之中。

　　“一个平等的、宽容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农民工的文化自觉不仅需要内在的自我觉醒，更需要一个平等、宽容的、有利于激发其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外在社会文化环境，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和推进。

　　加快制度推进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也是农民工因身份排斥而缺少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只有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城待遇”，农民工才会有归属感和安稳感，在此基础上激发其文化自觉和文化创造力。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

　　文化权益是保证农民工在城市实现自身发展与进步的文化基础，涵括文化发展权、文化创造权、文化成果享有权和文化认同权。2011年文化部等三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这是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一个重要举措。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室）等公益场所要加大免费开放力度，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知识讲座、展览、培训，加强各种文化活动的组织与辅导，利用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数字文化服务。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缺乏是导致农民工文化自信心不足和文化自觉意识不高的重要原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和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一是要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整合社会资源，规范培训管理，建立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文化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加强继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并引导和鼓励其进行就业规划和自主创业。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培训资金的支持、利用和监督，建立培训补贴基本标准制度，引导企业、学校以及社会公益组织共同参与，使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此外，在培训过程中还应适当增加科普教育、社交技巧、城市生活常识、市民公德、城市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在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同时着力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