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劳动力供需结构看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上比前几代民工明显减少，但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他们找工作注重工资福利，同时在意工作环境，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就业岗位往往会挑挑拣拣。二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学历人才迅速增加。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比普通民工的就业要求更高，向往机关事业单位和能展示自己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否则宁愿待业，也不肯进中小企业做一般员工。

　　从劳动力需求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广大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吸引了不少民工回乡创业或到当地城镇的企业打工； 而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其产业基本上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量不断增加，工作岗位依然较多为蓝领的工作。

　　(四) 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看

　　1.农民工的生活生产环境差。农民工受歧视和缺乏基本权益保障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生活环境恶劣，此外，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侵害、缺乏劳动和医疗保险等也直接导致农民工短缺。尤其是都市人的排外性使得他们长期忍受歧视，农民工薪酬水平低。

　　2.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80 后”、“90 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目前正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他们在就业观念、处事风格上与父辈们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同时融入了更多追求自我的观念，职业期望值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不愿意成为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而是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追求体面劳动，追求生活质量。因此，当企业需要大量的一线工人时，“招工难”自然凸显。

　　四、解决“招工难”的对策

　　(一) 积极调整国家“城市化”政策

　　调整不平等的城乡、工农发展政策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金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并加以解决。特别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切实转变过去漠视农民工权益的观念，把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的务工者的利益维护当做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来看待，更是当政者急需面对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农村，更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 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

　　从升级职业教育模式的现实需求出发，我国政府需要将职业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一是宜将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一视同仁，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 二是适时改变政策指导思路，强化行业、产业引导作用，将职业教育发展与国家中长期战略产业规划发展全面对接； 三是在职业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基础上，针对优秀技工人才，配套鼓励政策，逐步在地方层面实现“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三) 实现发展模式转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的仍是一种粗放型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道路，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核心技术。“招工难”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这就是要实现发展模式转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能耗低、经济效益好的新路子。具体来说，就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提高现有产业的技术含量，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构筑一种劳动、资本和技术有机结合的动态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 强化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引导

　　政府应强化就业引导方面的宏观管理职能，使民工的流动更符合各地的用工需求。此外，应使全国各地的用工信息共享、共用，扫除信息传递的死角和社会上一些非法的务工中介，实现更高程度、更广范围内的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五) 转变对农民工的培训重点和内容

　　调整培训重点，坚持输入地培训为主，本省为辅； 以素质教育为主，短期技能培训以及“订单式”培训为辅。建议输出地培训以政府、高校等培训机构为主，输入地培训要构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合作机制，让用工企业和培训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输出地政府重点抓好素质培训和岗前一般技能培训； 而输入地政府和企业主要应做好针对性的在职、在岗培训或转岗培训，形成以培训促就业，以就业带培训的良性互动效应，引导农民加快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素质型就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