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成为不了城市的主人，为什么在满足温饱之后，这些农民依然还选择留在城市继续打工，而不选择早日回到妻儿老小温馨团圆的家中呢？

　　贴补家用之外的“面子竞争”

　　到程咀村随便走走，就能发现，那些掩映在绿树中的三层小楼的第三层其实只有半层，不能住人，可以起到隔热作用，但建第三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面子上好看。

　　这种要求“好看”的心情诉求表现在程咀村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郑长球只是普通农民，并无特别多的收入，他为女儿置办嫁妆，看起来不能比别的村民差，在用卡车拖嫁妆的时候，卡车必须装得满满当当。女孩出嫁时，接新娘的不能只是一台拖嫁妆的卡车，要用两辆以上的轿车来接。结婚典礼之前，新娘新郎要到县城花几百上千元拍结婚照，要在县城或镇上给新娘化妆，结婚典礼时要请专门的摄影公司录相并刻光碟留念。

　　这种攀比不仅仅发生在建房和婚礼庆典上。在英山农村，送礼是村民极大的负担，程咀村老支书张太平已有68岁，他与妻子一年摘茶叶总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礼就得花上1000多元。一般农户一年送礼的钱在3000―4000元。英山农村红白事、建房子、孩子上大学、做生日等事都要办酒席，本村邻里都得送礼，亲戚朋友更得送，而且礼金由改革开放前的1―2元涨到现在的30元。英山农村并不富裕，尤其是像老支书张太平，很有限的收入，却不得不花费相当部分用于人情送礼上。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无论是办酒席的收人情一方，还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从人情往来中得到好处，现在却仍然看不到人情消减的趋势。

　　按照常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可以追求体面的社会关系。问题在于，英山农村在建房、红白事、送礼等方面的支出，似乎攀比的成分太高了点。无论是盖三层楼房还是办婚事，都超出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而英山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更强化了这种“面子竞争”。

　　“面子竞争”是村中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命运，除非甘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老支书张太平之所以用全年总收入的1/3来参加村庄的人情循环，就是因为他不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有些比张太平书记更困难的老人终于不再有能力参加人情循环，他们在村庄内就被排除在外，社会性地“死亡”了。

　　人情循环虽然年年要出钱，却是相对较少的钱。农民最大的支出压力是建房子，一栋二层半的楼房要花10―13万元，对于英山农村来讲，这么多钱显然是不容易积攒的。据记者了解，程咀村60%以上建楼房的农户是靠借钱建的。

　　这样一来，农民外出打工经商对英山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就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农民外出打工经商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在村庄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居住环境，而且刺激了农民在村里的竞争。在农民大规模外出打工经商之前，英山农村农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庄经济分层不明显。但到了1990年代，大批农民外出打工经商，用赚到的一笔相对当地农民很高的收入，做到了那些分层中处于上层人士可以做成的事情，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这样，外出打工行为就会引发连锁效应，越来越多农民外出打工经商，不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家庭经济现状，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赚钱来维持在村里的地位和面子。

　　随着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赚钱，村内就会越发强烈地感受到相互竞争的压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来应对这种压力。由此形成了一个为了维持在村庄的“面子竞争”和维持相应社会分层位置而外出打工赚钱的逻辑。

　　这样，在英山农村，农民强烈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竞赛中，而提高收入的目的是在村里维持“面子竞争”。农民在赚取收入方面的精打细算和花费方面的浪费形成了鲜明对照，且精打细算地赚取收入的行为是服从于浪费性的消费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的收入服从于村里相对传统的“面子竞争”需要，农民从城市获取了较高的收入，从而刺激带动了农村传统的各种消费、竞争及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英山农村的农民将打工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带回村里。村庄对他们来说是打工赚钱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获得安稳生活的手段。村里的财产和人员并未全方位流出，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英山农村似乎更加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