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您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面临哪些体制性障碍？又应如何解决呢？

　　辜胜阻：在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资金问题是制约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创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另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制度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当前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关键就是要让农民从农村“走得出去”，在城市“安得下来”。这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镇化筹资机制的建设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实现。

　　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重点是放开中小城市户籍。户籍制度改革要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进行。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户籍分类放开，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应实行不同的政策。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相对不足，农村人口流向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加快中西部中小城市户籍改革是当前推动城镇化发展、调节人口流速流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

　　二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进城农民和创业农民工的资金问题。对于那些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的地区和人群来讲，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发展，解决创业的融资问题。当前，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尤其是对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通过创业成为私营业主扎根于城市或返回创业的农民工来讲，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可以先行试点农民承包土地抵押。同时，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农民贷款保险制度以及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的建立，加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

　　三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机制，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用好政府发动型和民间发动型的两种城镇化机制。要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要创新投资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让民间资本直接参与、特许经营、建设-经营-转让、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建设-转让-经营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渠道，发行城镇化建设债券、建立城市发展建设基金。

　　四要推进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把对城镇化的财政投入作为未来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一方面积极推行“扁平化”的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加大对地方土地出让金管理力度，发挥其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并积极推进金融部门的金融工具创新，在民间借贷比较普遍的地区，可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银行等，启动民间资本。

　　您以前曾讲过我国农民工有“城市梦”、“安居梦”、“创业梦”三大梦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农民工真正市民化，实现三大梦想呢？

　　辜胜阻：当前，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但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同时，农民工阶层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目前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可采取多种途径。对于长期留在城市中的一部分农民工，尤其是那些私营企业主和技能型农民工，他们收入已经相当稳定，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可以让其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获得城市归属感。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需要放入市民化进程中来应对。此外，要通过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在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拓县城建设一批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市民化。政府要把中小城市和县城作为中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载体，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改变农民工长期“候鸟”型流动方式，帮助一批具有创业潜能的农民工实现“创业梦”和“安居梦”。当前，要通过给广大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意识，通过有效的金融扶持和财政政策保障农民工创业资本供给，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创建各类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提高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还要加快城镇安居工程建设，让进城农民工能够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