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城镇化上升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那么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大局需要如何谋划？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有幸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

　　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把城镇化首度升格为经济发展持久动力，您怎么看待这一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

　　辜胜阻：调结构、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主要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战略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扩大内需必须以城镇化发展作为持久的动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成为引爆我国巨大潜在内需的引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会给建筑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需求，而房地产业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一大批产业举足轻重，而且对金融业稳定和消费结构升级极为关键。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加快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因而，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将扩大内需与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将城镇化战略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也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战略选择。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5%，与发达国家和地区8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城镇化水平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未来发展的潜力依然可观。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未来将是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央把城镇化首度升格为经济发展持久动力，也是充分发挥城镇化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作用的重要举措。同时，针对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实际，将城镇化升格为经济发展持久动力、并将重心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发展上，是基于缓解资源过度集中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一种战略选择，也是缓解由于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流向偏差和失衡造成一些大都市出现“大城市病”现象的战略选择。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了小城镇高速发展的现象，现在所提到的城镇化同那次小城镇发展会有何区别？

　　辜胜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城镇的大规模发展实际上是一种遍地开花式的以“离土不离乡”为特色的小城镇道路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分散的乡村工业道路。由于缺乏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科学规划，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农村城镇建设缺乏大、中、小城镇体系的总体规划与协调，相互之间横向联系不强，结构层次不明显；各地区多从维护本地利益出发，盲目上马工业小区、商贸区，缺乏长远规划和统一安排，基础设施、公用设施不全，服务设施不配套，同构、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绝大部分城镇缺乏必要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支撑，有的干脆就是一条“路边街”。对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人们形象地描述为“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象农村”，对农村人口吸引力不强，启动农村市场作用不明显。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功能调整、适度集中的新阶段，表现为大城市的调整性扩张和小城市的集中发展。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小城市，具体设想是，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人口以下的小县把县城做大。城镇化要以规划为龙头，遵循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合理谋划县城科学发展。要根据自身发展潜力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把自身建设目标与特定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本着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等原则，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用以及各种建设活动要进行综合部署，科学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