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返乡者，在为重庆产业发展提供急需的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公共服务带来一些压力。

　　张于琳计划和朋友在外合租房子，问了几家中介公司最后只好作罢。她说：“两居室的都要1500元左右，有些高了。”

　　搜房网重庆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李新东表示：“主城租房价格整体在上涨，部分区域涨幅较大，比如西永，去年年底两居室月租金约900元，而目前普遍在1500元左右，同比涨幅超过60%。”

　　生活成本上升只是一个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将遭遇挑战。以教育为例，《重庆蓝皮书》(2012年)称，今年我市将继续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城镇接受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增加到670所，这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版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8万元/人左右。重庆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市内务工的农民工约500万。如全部市民化，总成本将达4000亿元左右，分解到10年，每年所需资金400亿元，约占2011年29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的13.7%。

　　住房、交通、就医、教育等北上广特大城市曾遇到的难题，将摆在重庆的面前。

　　对策

　　产城融合有序转移

　　完善配套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重庆该如何未雨绸缪，避免患上北上广等地的“大城市病”？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对商报记者表示，一个城市的产业化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业大发展，吸纳大量劳动力；第二阶段产业调整，民工数量减少；第三阶段产业升级，吸引越来越多高层次人才。

　　“现在大量民工返乡，说明重庆正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这需要政府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升其专业技能水平，提高他们在产业转型中的适应能力。”郁鸿胜建议，要规避北上广等城市曾遭遇的难题，不仅要做好区域发展规划和城市布局，还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走产业化和城市化融合道路”。

　　重庆市政府参事、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崇举认为，北上广城市难题反映的是城市容量问题。

　　“城市容量由经济、社会和资源三个系统决定，经济系统包括就业岗位的数量和当地的财政能力；社会系统指城市的公共产品、设施和服务，如交通、医疗和教育；而资源系统包括供电、供水、供气等。”王崇举说，返乡潮给城市容量带来的压力，将直接体现在这三个系统上。

　　他建议，要规避北上广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让三个系统和谐，必须要走“产城融合之路”。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农民工有序往大、中、小城市(镇)转移。

　　“政府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扩大就业，更应该思考如何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例如住房、就医、教育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则建议，政府应制定一整套农民工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让农民工就地转变成城市人，吸纳有能力的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

　　其实，重庆已在未雨绸缪。

　　市人社局官员介绍，目前，全市设立了36个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园区不仅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全方位行政服务，还提供创业场地及各项优惠政策。

　　9月中旬，重庆出台《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重要思路就是产城融合。《意见》明确提出“1+2+7+36”的工业园区群，既是产业发展的依托，又是城镇扩展的重点，坚持产城融合、园城互动，促进园区城市形态化，加速人口和产业集聚，成为带动城镇发展的支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