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9.1%认为自己是农民，他们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取向比老一代也更为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机体抗争行动频繁多发，抗争诉求已于老一代农民工发生根本转变，若继续维持原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世界工厂”的内在矛盾将愈演愈烈。

　　上述结论，是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7月12日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中指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毕向阳、何江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李阿琳等组成。课题组于2011年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中的城市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分布特征进行的配额抽样，课题组共采集有效问卷1259份。为进行纵向比较，课题组还采集了300余份老一代农民工样本。此外，报告还收集了一些珠三角农民工集体抗争的个案材料。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体现出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乡、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根本变化。相比老一代，他们更加远离农村，且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认同城市价值观等。调查表明，超半数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中高等教育；85.7%的新生代农民工会上网，日均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打算继续在城市而非回老家发展的比例超过半数；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的比例接近半数。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而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较老一代农民工低574元。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他们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课题组认为，教育经历是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和抗争行动的重要动力。课题组的访谈材料显示，学校教育经历为新生代农民工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奠定了基础，再造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形塑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发展定位、工作期望和利益诉求，甚至还潜在地提升了农民工抗争行动的动员能力。此外，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9.1%认为自己是农民，其余多认可自己的工人身份。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更加厌恶“农民工”这个提法，他们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取向也比老一代也更为强烈。此外，代际和教育经历的差异还导致了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方式的不同。

　　报告指出，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群体维权经历者的比例并无显著差异，但其行动取向格外突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才进行“被动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向企业提出加薪、重组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等利益诉求，迫使政府和部分政府对其行动采取实质性回应。

　　新生代农民工还通过群体抗争的方式反对社会歧视。在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广州增城事件”和近期的“中山沙溪事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与本地人发生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反抗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在诉求目标、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显示出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新特点。

　　报告建议，应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工业公民”身份，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赋予农民工应用的公民权利，逐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与现有“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尖锐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对突破不合理的体制安排的诉求已非常强烈，改变‘农民工生产体制’刻不容缓。”沈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