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在各个城市，不停地换工作，做散活、打短工，为了赚钱，又不只为赚钱……“短工化”渐成农民工就业新趋势。尽管游走的姿态看起来很洒脱，但“短工化”趋向也带来企业转型升级缺乏技术工人、农民工个体发展受阻、产业向高端发展乏力等一系列问题。

“动起来寻找机会”

虽然苏州一家橡胶厂承诺过完年就涨工资，但来自陕西汉中市的贺宝康还是离开了这家企业，到杭州寻找机会。

“2007年出来打工，先到山西挖煤，再到山东淘金，后来下广东，一年前到了苏州，先后换了3个厂。”贺宝康说，听说杭州待遇不错，所以过来看看。

5年时间，贺宝康干过六七份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落魄过，也风光过，但是几年下来，仍是双手空空”。在他眼里，打工已经不像他的父辈那样，仅仅为了赚钱，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要动起来寻找机会”。

来自甘肃的王健今年21岁，是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一家日资企业的员工，虽然年纪很轻，但在同乡圈子里被公认为“资历”深。3年前，王健只身到深圳打工，第一份工作是保安，但仅仅两个月后，他不但换了工作，还换了城市。离开深圳后，王健到过青岛、北京，半年前，来到现在的单位。“反正现在还年轻，到处跑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随着新生代占比越来越高，同贺宝康、王健一样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这些年轻人与父辈不同，将赚钱与寻求发展机会、注重硬环境与软环境质量等诉求结合起来，就业灵活性增强，“短工化”特征突出。

前不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农民工就业趋势报告。该报告指出，与此前的农民工就业相比，目前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明显。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能持续3.8年，但到了2008年，这一时间缩短为1.4年。

记者在中小企业密集的浙江采访发现，岁尾年初的“用工荒”出现了新的变化：早先出来的农民工随着产业转移“路线”开始向中西部“回流”，以便在打工的同时照顾家庭；而新生代农民工则频繁“跳槽”更换工作，没有后顾之忧的他们把打工看成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途径，“不断寻找能够寄托梦想的工作”。

义乌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吴祖军表示，去年以来，义乌的零工市场越来越多，原来零工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现在则向各行业扩展。“许多农贸市场的近旁、热闹的马路边，都有零工市场。有时候这些农民工组织起来，做完一批订单就散伙。”

“短工化”带来新问题

对于浙江义乌的工艺品出口企业华鸿集团而言，招工无疑是当下最棘手的难题。春节期间花一个星期招来的350名工人，还没等到岗前培训，已经走了近一半。

“今年打工者的观望情绪更加明显，很多人刚熟悉厂区环境，待个两三天就走了，都说想去别的地方看看。”华鸿集团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徐雅琴说，其实公司订单都排满了，待遇也很不错。

可另一个景象是，在徐雅琴每天早上上班经过的义乌市佛堂镇朝阳路上，“车根本开不过去，那里有个零工市场，每天早上人山人海”。徐雅琴说，“我总在想，要是能把这些工人带到我们厂里该多好”。

杭州全信养猪场的老板谢忠顺，对于年青一代务工者频繁“跳槽”打短工感到忧心忡忡。“养猪场用人断代现象很严重，现在就靠一拨50多岁的人撑着，80后根本没人来喂猪”，谢忠顺说，“即便来了，也是临时挣点生活费，根本不会久待。”

专家表示，“短工化”的出现与劳资双方都有关。“短工”原本是缓解“用工荒”的应急之举，但一些企业为了节省用工成本，避签或短签用工合同，对临时工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随着世界经济低迷，订单波动大，短单、小单增多，生产不稳定，企业更趋向灵活的雇用方式。

与此同时，农民工穿梭在各个企业间寻找更好的机会，也能在打短工、临工的过程中，获得高于平常几百到1000元的月工资。可以说，正是双方的“策略选择”，导致了“短工化”的迅速蔓延。

不过，在“用工荒”加剧的背景下，“短工化”已开始给一些企业带来困扰。从长远来看，“短工化”更将带来诸多问题。对农民工个人而言，尽管打短工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高报酬，但频繁变换工作会导致技能缺失，不利于长远发展；对企业而言，聘短工固然能节省成本，但工人的频繁变更不利于转型升级；对整个经济而言，“短工化”则会影响产业链向高端发展，阻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