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劳务市场由厂方主导，新员工的工资水平与八十年代末相比并无太大增长。伍玉琼每月工资200-300元，跟王红琼1989年的工资相当，“比我1986年在川棉厂打工时高不了多少”。1993年，丈夫在成都开了家摩托车维修店，伍玉琼只在东莞待了9个月就匆匆返乡，从此再没出外打工。

　　伍玉琼的返乡只是个特例。竹篙劳务输出像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不仅政府每年要输出2000多人，自主流动的劳务大军也开始壮大。1996年，从东莞回乡的张光虎夫妇办起竹篙首个劳务中介服务公司，租大巴直接将工人送往东莞。在竹篙，这样的劳务中介最多时超过10家。张光虎的店里至今挂着一幅广东地图，满是灰尘。他说，那个年代的生意真好做，每天能送走100多人。

　　在邓定介看来，劳务中介的出现扰乱了政府劳务管理的秩序，但确实加快了竹篙劳务输出的速度。1997年，竹篙劳务输出达到2.2万人，占到总劳力的71%，由此被称为“中国打工第一镇”。这年，东莞外来工人数首超本地户籍人数，达到155.46万人，其中22.7万来自四川。

　　风光背后的另类风景

　　1994年，王红琼再下东莞，“待在家里揉泥巴始终挣不到钱”。因工作经验丰富，她很快当上“车间师傅”，月薪过千，最高时突破过2000元大关。王红琼只用了一年就为家里换上了砖瓦房。这在竹篙司空见惯。邓定介说，那时没换砖瓦房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弱孤残，一种就是没去打工的。

　　据竹篙镇党政办副主任刘会平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竹篙每年收到的劳务汇款都在5000万以上，1997年以后开始突破1亿大关，同年竹篙全镇达到小康标准。当时已调到县教育局工作的吴宛平每次回乡都会看到竹篙邮局外排起的取款长龙，“听邮局的朋友说，每逢集市，竹篙邮局的钱就会被取空”。

　　随后，金堂到竹篙的农村客运班线开通，碎石路变成了水泥路，竹篙镇的街区也从0.6平方公里扩大到0.8平方公里。竹篙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风光背后却是老无所养、夫妻分离的另类风景。邓定介还记得，有一次，一个60多岁的独居老人染上了重感冒，“他的儿女都在广东打工，村里只剩10多个老人，等到村干部发现，老人已经走了（指去世）。”伍玉琼也说，当时选择回乡一是觉得工资不高，再就是孩子需要照顾。

　　1995年春节，小孩子的糖果、新衣服塞满了王红琼回家的行李袋。她到家却发现，孩子满身是泥，脸都没洗干净。连续几天，孩子一见到王红琼就躲得远远的，不让抱，也不搭话，这让王红琼感到心酸。“孩子没照顾好，挣再多钱也没用。”王红琼打消了再去东莞的念头，和丈夫一起到成都打工，孩子带在身边。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成都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期。而在此前一年，竹篙驻厚街办事处最后的政府工作人员龚斌返乡，该办事处名称不变，但已成为一个营利的中介机构。龚斌说，此时竹篙对东莞的劳务流动已趋正常，民工意识也已成熟，政府在此该“放手”了。1999年下半年，邓定介复制竹篙在东莞的模式抢占成都劳务市场，早期南下的工人陆续转战成都。到2000年，竹篙在成都的务工人员已有1300多人。

　　随后，劳务输出的概念在四川省级政府层面拓展为劳务开发。到2003年，《四川年鉴》“人民生活与基本保障”篇下的农村劳动力输出章节彻底消失。

　　●1986年5月竹篙成立国内首个区级劳务输出办公室，探索由政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主导劳务输出。

　　●1988年4月竹篙向东莞厚街输出50名女工，金堂民工出省由此发端。

　　●1989年竹篙在厚街设立办事处，派政府人员管理输出女工，也寻求新的就业岗位。当年输出工人615人，累计已近千人

　　●1997年竹篙劳务输出达到2.2万人，占到总劳力的71%，由此被称为“中国打工第一镇”。

　　大事记

　　1986年

　　1月1日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结合起来。

　　4月1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对劳动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待审定后发布施行的《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亦明确：企业招工，国家规定允许从农村招用的人员也可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