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回来第二天，邓定介通过广播喇叭向辖区内9个乡发布了招工消息。到年后3月，报名人数已超过200人，王红琼也在其列。

　　谣言同时蔓延：“竹篙政府要把这50个女娃娃卖到香港当妓女”。邓定介倍感压力，一遍又一遍向家长澄清：“请相信政府”。永济村的刘琼兰则不以为然：“卖就卖嘛，还是出去看一下。在屋头，麻雀子没见过簸箕那么大块天，守着土地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出发前一天，王红琼在父母陪同下购置了新衣、新鞋和新棉被，中午还特意准备了三桌酒席招待亲朋。这已接近当时竹篙人嫁娶的规格———王红琼哥哥结婚时也才办了六桌。

　　王红琼既兴奋又恐惧，毕竟，这个连金堂县城都没进过的姑娘马上就要去到千里之外的东莞。那一夜，王红琼辗转难眠。

　　难眠的还有吴宛平，她是随50名女工同去东莞的“竹篙首位驻厂干部”。吴宛平本是竹篙小学副校长，因能力突出被借调。她担心的不是充满未知的南下之行，而是16岁的女儿和12岁的儿子。“他们算是竹篙第一批留守儿童，到现在儿子还时常埋怨我当时舍他而去。”

　　4月5日早上8点，吴宛平在区公所操场第一次见到50名女工。她们称吴宛平为“吴老师”。区委书记沈有春拿着喇叭喊了5分钟话，然后亲自将女工们送上去成都的包车。沈有春说，当时是第一批，政府要重视。

　　司机启动引擎，王红琼一直回头看。父母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瘦，直至完全消失。窗外，阳光已铺满大地，马路两旁的油菜花一片接着一片。王红琼说，当时觉得那花真的好多，好漂亮。

　　“拓荒者”的打工生活

　　当晚8点多，王红琼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这个“绿皮大怪物”将陪她两天三夜，直达广州。

　　虽然竹篙政府派了区武装部部长和派出所所长全程护送，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人群争抢着上车时，王红琼的行李袋被挤掉到轨道上，衣服、棉被和70元生活费全在里面。“那时猪肉才7毛4一斤，70块钱就能买半边肥猪了。”王红琼正想下车去捡，却被吴宛平一把拉住。吴宛平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行李？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4月8日早间，车到广州。首先传入王红琼耳中的便是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那歌真好听，在家只听过《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类民歌。”

　　看着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王红琼不知所措。50个刚刚走出农村的女孩惶恐地坐在候车室内，只等着吴宛平联系工厂来接人。

　　晚上9点多，女工们到达厚兴皮具厂。从竹篙到厚街，她们用了80多个小时。如今，竹篙早已有了直达厚街的大巴，耗时27个小时。

　　刘琼兰回忆，厚街当时又小又破，到处都堆着沙石，“马路跟竹篙的一样烂”。当时在厚街打工的多是两广之人，刘琼兰和王红琼等人属于“四川拓荒者”。

　　早上7点半开始上班，晚上时常加班到10点；宿舍12人一间，10多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床便只剩一张饭桌；虽有饭堂，日常却无热水，冷水又得到井中自取……王红琼每天就在车间、食堂和宿舍间穿行，像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虽然离家时都带了一块灶头上的老泥巴，但很多女工没逃过水土不服。有的每天拉肚子，有的身上长疮，有的好几天才大便一次。王红琼遭遇了经期紊乱，三个月后才恢复正常。因为语言障碍，竹篙女工只能彼此交流，买东西几乎全用手比画，孤独感时常萦绕。

　　唯一令她们兴奋的就是发工资。第一个月，她们中挣得最多的70元，最少的19.5元。王红琼挣得50多元，只是中等水平，“但已比养一季蚕更可观”。三个月后，女工们熟悉了流程，工资飙升至每月200-300元，相当于老家一年的收入。

　　6月20日，竹篙第二批59名女工出发，这时谣言依旧存在，抱头痛哭的场面也在车站重演。

　　人越来越多，管理也愈发困难。一次，竹篙女工打水时与广西女工因争位置发生冲突，双方斗殴致伤。数名竹篙女工被工厂保安室控制，王红琼也在其内。随着冲突升级，其余竹篙女工罢工抗议，双方陷入僵持。

　　随后，邓定介飞赴东莞调解。邓定介清楚记得，当时他没有直接与厂方谈判，而是先与厚街政府沟通，达成协议后，再由厚街政府出面说服厂方。邓定介说：“这就是政府主导的好处，如果‘散兵作战’，出问题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