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数百万内地农民工涌入广东，“民工潮”首现。有“中国打工第一镇”之称的四川金堂县竹篙镇的劳务输出亦始于此时。与绝大多数地区的民工进城不同，竹篙民工一开始就摆脱了“盲流”的污名。这得益于当地政府较早介入农民工劳务输出，成立劳务输出办公室，更在劳务流入地设立办事处，既实现对外流农民工的管理和保护，又进一步开拓了劳务市场。

　　竹篙的劳务输出亦带动了整个金堂的民工外流。如今，金堂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总数已超过18万。在省外打工的7.7万人中，有6万人居于广东，而东莞厚街独占3万，故厚街亦有“小金堂”之称。曾将竹篙模式推向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四川妇联《分忧》杂志主编许平认为，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劳务输出带来了合法性和高度的安全感，也使民工外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1988年4月5日，农历二月十九。时值清明，无雨。

　　是日凌晨6点多，天刚吐白，乍闻鸡鸣。还不满17岁的四川金堂县竹篙区（后改镇）永丰村人王红琼静静坐在堂屋内，吃着热腾腾的“川汤肉”（四川小吃，即肉片汤），耳边满是母亲的叮嘱。王红琼看着桌旁的行李袋不禁泪流满面，“新衣服、新棉被，感觉我爸就这样把我打发了（四川方言，意为嫁出去），再也回不来了。”

　　上午8点前，王红琼必须赶到竹篙区公所。就在这天，她将与另外49名女孩一起，南下东莞。她们是竹篙区劳务输出办公室成立后向省外输出的第一批女工。金堂民工出省由此发端，如今全县外出务工农民已超过18万人。

　　贫困逼出的劳务外流

　　竹篙地属成都平原东部郊区丘陵，距成都100多公里，距金堂县城赵镇45公里。这里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金堂县志》记载，仅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堂就遭遇过两次百年不遇的大灾：1981年特大洪水，163434人严重受灾；1986年特大旱灾，粮食调减面积近2万亩。

　　1981年，竹篙区完成包产到户，12万亩土地分配给13万人口，人均耕地0.87亩，竹篙所在的成都市人均耕地则有1.1亩。这一年，王红琼刚读完小学二年级，辍学在家。王红琼家三代8口人，分得田土不到6亩。相距不远的竹篙五才村的伍玉琼家，5口人分得田土不到4亩。而全区农民平均年收入仅230元。

　　1986年，四川省政府发专文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劳务、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横向流动。同年，成都川棉厂到竹篙招工。招聘由主管民政的邓定介负责，王红琼和伍玉琼都在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报了名。王红琼说，当时对打工没概念，只觉得比种地好。

　　川棉厂的招聘条件极其苛刻：身高1米55以上，学历初中以上，身上没有伤痕，牙齿必须整齐。王红琼学历不够，第一关即被刷掉。伍玉琼则顺利过关，成为竹篙政府首批输出的60名女工之一。邓定介说，当时不仅审查严格，进厂还得缴纳2000元费用“比考飞行员还难”。

　　其后，成都劳务市场日趋活跃，竹篙也在1986年5月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邓定介任办公室主任。到1987年，竹篙累计输出到成都的工人达1187名。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底，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成都开始清退外来临时工，竹篙1000多名工人最终只剩20人留下。伍玉琼成为被清退的一员。

　　“当时的状况是前方无路，后方有虎。”在邓定介看来，失掉成都劳务市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竹篙因贫而成的社会环境日趋恶化，尤其是猖獗的拐卖事件让竹篙臭名远播。

　　据《金堂县志》数据，单在1983年金堂“严打”斗争中抓获的拐卖团伙就有8个，其中5人被判死刑。到1990年，金堂抓获的人贩子还有170人，拐卖犯罪团伙也达15个。

　　当时，男子是务农主力，竹篙剩余3万劳力中几乎全部是女性。这意味着竹篙的劳务输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邓定介说，这些劳力必须由政府主导输出。

　　充满未知的东莞之行

　　1987年末，竹篙区委书记沈有春从一位省政协委员口中得知珠三角大量缺工的消息，随即委派邓定介前往考察。

　　次年，当时连珠三角在地图上的位置都不甚了解的邓定介，签回了竹篙劳务向省外输出的第一张单：东莞厚街厚兴皮具制品厂，输送50人。合同由竹篙区劳务输出办和公司签订，规定了身高、年龄、工资等基本事项以及“不得偷盗”、“三个月内不得辞工”等条件，违约则由竹篙区政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