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长远来看,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或转移,否则,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要升级改造低端产业,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企业要主动适应这种产业转移的变化。”贺军说。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用工荒”不过是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对政府而言,虽然企业对本次“用工荒”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政府的服务作用也很重要。企业在进行“就地升级”、“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提供升级指导和转移服务。帮助企业顺利将产业转至二三线城市。经政府审批的土地,也会不断增值。当然,政府的服务和支持,不可只靠几个活动推进,而应体现在日常服务中,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宗旨。
“用工荒”是种“结构荒”
眼下这波“用工荒”不仅波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连一向是劳工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也难以幸免,各地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徕工人、留住工人。个中原因自然千差万别,有返乡创业的、有就地务工的、有改变打工目的地的……但综观种种社会经济因素,眼下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结构荒”,“荒”在没有适应一系列的结构变迁。
首先是薪酬结构难以为继。“用工荒”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单从岗位数量和求职数量而言,总体而言用工并不“荒”,否则就不会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剩工”(就业无门的大学生)了,其潜台词其实就是廉价劳动力荒。如果企业继续把最低工资标准当“地板工资”、继续无视工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即便是朴实无华的农民工也要对微薄的报酬待遇“用脚投票”了,至于某些“砖家”所言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过是资本暴利的一个借口而已。
近年来,国内经济格局日趋变化,中西部地区承接了大量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到哪里,岗位自然就流动到哪里,这也意味着此前需要“孔雀东南飞”的部分农民工,在当地就业了。而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无论是未及转移的产业,还是升级后的产业,均需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于是务工意愿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带来区域性“用工荒”,哪里“用工荒”严重,也就间接说明其产业转移有待推进。至于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未见缓和,则是产业升级仍没有上来,与之匹配的就业岗位不足所致。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眼下的“用工荒”不仅有农民工代际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有权益诉求结构演变的原因。与“第一代农民工”“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赚钱谋生的诉求不同,80后、90后为主的“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已然出现方向性转变赚钱的同时,他们也向往都市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 “市民”。但如今,他们在城市中依然未能走出低工资、低待遇、低保障、低权利的生存状态,诉求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无疑会阻挡他们走向城市的脚步,略微加点工资、改善一下住宿条件,无法承载他们的“城市梦”,说白了,这也是一场“权益结构荒”。
最突出之处莫过于教育问题。此前《人民日报》曾报道,弱势群体“不怕苦最怕没机会”,对农民工而言,最大的机会破灭不就是下一代要重蹈自己低权益、低保障的打工之路吗?
破解“用工荒”,须从“权益结构荒”入手,顺应一系列结构变迁,通过结构优化破解表象难题。劳工不“慌”,用工才能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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