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上看，"用工荒"将迫使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而从国际上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偏低，不仅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和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差距。”社科院工经所企业管理室主任王钦表示。
“老婆现在生了孩子，我准备年后在长沙找份工作，方便挣钱养家。”湖南省沅陵县的张署红谋划着春节后的打算，之前他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工作，每个月能挣3000元。“我打听了下，熟练工在长沙的厂子，差不多也能拿这么多。”
而和张署红持有相同想法的在外务工人员，却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由于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在逐渐缩小，考虑到生活成本低以及离家近， “留在本地”成为了他们择业的新选择。而这也让往年春节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在今年更为明显，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劳动力整体数量的逐年下降，甚至在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
这种由局部性升级为全局性的“用工荒”，其变化的背后正反映出产业转移加速进行的趋势。近几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区域规划的出台以及企业的外迁，产业和农民工“同向”双转移的趋势明显加强。有业内专家指出，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各项条件，吸纳更多人就业，利用就业本地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要适应这种转变，加快自身转型升级，走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道路。
“用工荒”升级
按照惯例，正月初六过后，回家过年的张署红，此刻应该踏上南下的火车去赶工，而这也预示着新一轮农民工离乡打工潮的来临。但张署红今年却并不着急，相距3个小时的车程，让他把择业的目光投向了长沙。
而郑州的小余本来准备像往年一样，跟老乡节后到广东去找活，但在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通过富士康郑州厂区普工的面试后，决定留下来。“在外即使每月能多拿 1000元，但几乎不能真正融入那个城市。见识过外面的世界，还是要回家。”据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正月初七中心开门以来，6天以来，已经有3600多人通过了富士康郑州厂区的面试被录用。
像张署红和小余这样的在外打工者，他们的去留也牵引影响着亿万劳动力的流向。
事实上，近两年随着内陆城市经济崛起，许多农民工倾向回乡工作，导致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缺工问题愈演愈烈，今年更提早出现民工荒，江苏最大的人才市场每天用工需求量在1万个以上，但每天平均只能成功介绍100人左右。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荒"出现了新的特点，不仅东部沿海城市依然存在巨大的用工缺口，甚至在中西部也有这种情况，内陆和沿海地区在用工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竞争。”社科院工经所企业管理室主任王钦表示。
中国纺织协会有关珠三角总体人力资源的报告指出，今年区内将缺工超过200万人。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统计，目前全省有2.12万家企业急需用工56万人，企业缺工主要表现为行业性缺工、结构性缺工和季节性缺工等特征。
“用工荒”的区域升级，这也让今年中西部各省的人事部门多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积极利用政策，争取让外出务工人员能够留在本地。
安徽近日就密集出台一系列措施，留住民工省内就业，不仅在全省启动“春风行动”，送一批岗位下乡，还启动“皖北地区农民工与皖江示范区岗位对接活动”等。目前，农民工省内就业人数已呈逐年递增态势，与往年比，外出务工人数也罕见出现持平局面。
而重庆在去年12月，就下发了《关于开展外出务工人员回引就业的通知》，让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节后也别走了，留在重庆工作。“根据重庆打造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战略规划，到2015年，仅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就需要一线工人40万人。”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建设指挥部在年前发出的《致全市外出务工朋友的慰问信》中，就邀请全市外出务工人员能积极投身到本地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建设中来。
中西部对农民工的“截留”，也让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显得更为严峻。为了应对用工短缺，2月9日，上海派出近400辆长途巴士，分别前往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送农民工返回工作地点；珠三角的港商也派车到贵州接回员工。
事实上，企业因为担心不少员工过年后不回厂上班，有的企业提前加薪，有的提供开工奖与车费补助。其中，提供返乡专车接送员工返乡，并接送民工返回工作岗位，是今年各企业为留住员工的奇招，例如富士康位于各地的工厂，今年春节主打“温馨接送情”，端出“民工返乡直通车”接送员工，避开拥挤的春运抢票潮。
产业转移牵引力
“"用工荒"出现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目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的加速进行。”王钦分析认为，像电子、纺织服装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从东部沿海城市迁移到内陆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积极利用政策优势，提高自身吸纳就业的能力。
而在安邦集团高级分析师贺军看来，今年“用工荒”的出现还有更多的背景。“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无限供给，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也将难以维系了。”
其实，自去年年中以来，已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和陕西等十多个省、自治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地方涨幅超过20%。在此拉动之下，去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大幅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10年是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高达17.9%。这也意味着，必须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这在近几年反复出现在沿海乃至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中已有所反映。
与此同时，受困于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待遇问题的考虑，相关企业仅仅靠“加工资”很难挽留农民工继续受聘。“近两年物价的不断上涨，让在外务工人员也承受很大的压力。”贺军说。
“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房租以及日常生活消费都在上涨，我准备再做两年，等小孩能够上小学时就回家工作。”湖南的曹星对记者表示，他来北京已经将近9年了，目前在一家4S店当汽修工人。“回去后随便都能找个每月3000元的工作，以后自己还可以开个汽车维修店。”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面临着转型，"用工荒"的出现也仅仅是反映出我国产业转移和升级的一个方面。”贺军表示，在产业转型的带动下，沿海的企业和工厂将会出现分化，东部地区将会保留总部以及销售部门，而生产部门将逐渐迁到内陆，在国内实现第二次产业转移。
事实上，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即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记者也发现，《意见》中所覆盖的产业，不仅包括纺织、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包括电子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不仅仅是承接，而且还包含着升级和创新。”
安徽省今年就要求，省各级人社部门以服务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为重点，统筹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返乡创业和劳务输出，突出抓好促进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努力实现产业和农民工“同向”双转移。此外，重庆、西安、武汉、长沙等中西部城市，也纷纷打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牌，近年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原本把东部沿海城市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到自己的各类开发园区。
“用工荒”的积极信号
尽管“用工荒”的蔓延加剧了企业的危机感，但在更多人看来，“用工荒”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也传递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上看，"用工荒"将迫使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而从国际上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偏低，不仅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和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差距。”王钦表示，“用工荒”不是大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进而通过本地化的就业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但对农民工而言，“用工荒”的出现，让他们在今后的择业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招工企业在“用工荒”的倒逼下，加工资正在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若沿海发达地区的招工待遇不特别吸引人，更多农民工将会选择留在家乡附近就业。据一项《2011企业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显示，89.0%的受访企业将对全体员工进行加薪。预计企业方2011年将会采取积极的调薪策略，薪酬增速将继续加快，达到8.4%，超过2010年7.9%的增幅，也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
而从长远来看，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或转移，否则，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要升级改造低端产业，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企业要主动适应这种产业转移的变化。”贺军说。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用工荒”不过是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对政府而言，虽然企业对本次“用工荒”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政府的服务作用也很重要。企业在进行“就地升级”、“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提供升级指导和转移服务。帮助企业顺利将产业转至二三线城市。经政府审批的土地，也会不断增值。当然，政府的服务和支持，不可只靠几个活动推进，而应体现在日常服务中，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宗旨。
“用工荒”是种“结构荒”
眼下这波“用工荒”不仅波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连一向是劳工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也难以幸免，各地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徕工人、留住工人。个中原因自然千差万别，有返乡创业的、有就地务工的、有改变打工目的地的……但综观种种社会经济因素，眼下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结构荒”，“荒”在没有适应一系列的结构变迁。
首先是薪酬结构难以为继。“用工荒”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单从岗位数量和求职数量而言，总体而言用工并不“荒”，否则就不会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剩工”(就业无门的大学生)了，其潜台词其实就是廉价劳动力荒。如果企业继续把最低工资标准当“地板工资”、继续无视工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即便是朴实无华的农民工也要对微薄的报酬待遇“用脚投票”了，至于某些“砖家”所言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过是资本暴利的一个借口而已。
近年来，国内经济格局日趋变化，中西部地区承接了大量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到哪里，岗位自然就流动到哪里，这也意味着此前需要“孔雀东南飞”的部分农民工，在当地就业了。而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无论是未及转移的产业，还是升级后的产业，均需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于是务工意愿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带来区域性“用工荒”，哪里“用工荒”严重，也就间接说明其产业转移有待推进。至于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未见缓和，则是产业升级仍没有上来，与之匹配的就业岗位不足所致。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眼下的“用工荒”不仅有农民工代际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有权益诉求结构演变的原因。与“第一代农民工”“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赚钱谋生的诉求不同，80后、90后为主的“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已然出现方向性转变赚钱的同时，他们也向往都市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 “市民”。但如今，他们在城市中依然未能走出低工资、低待遇、低保障、低权利的生存状态，诉求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无疑会阻挡他们走向城市的脚步，略微加点工资、改善一下住宿条件，无法承载他们的“城市梦”，说白了，这也是一场“权益结构荒”。
最突出之处莫过于教育问题。此前《人民日报》曾报道，弱势群体“不怕苦最怕没机会”，对农民工而言，最大的机会破灭不就是下一代要重蹈自己低权益、低保障的打工之路吗？
破解“用工荒”，须从“权益结构荒”入手，顺应一系列结构变迁，通过结构优化破解表象难题。劳工不“慌”，用工才能不“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