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农民工“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同时突显，成为农民工就业形势阶段性变化的重要标志。最近两年，这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农民工 “就业难”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是找不到工作即无业可就,其次是不能持续、稳定就业，或者说就业质量很低。“招工难”也有两个层面，首先是行业性的，即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无人问津；其次是企业性的，即特定企业招不到工。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何种层面的“就业难”与“招工难”，都表现为现存就业岗位的条件与农民工就业需求不能匹配。我们看到，面对这种情况，企业与农民工互相指责，形成对立的声音。对立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就业期望与企业和社会对农民工的期望发生了冲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初比较，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性显著提升，企业的工作待遇和政府的管理服务也有明显改善，但是，两相比较，两者之间落差悬殊。从根本上说，农民工的就业预期走高是合理的，政府和企业须重新审视农民工，也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就业管理与服务。本文试图通过描述分析农民工、企业、政府等三方面的行为逻辑，来探索就业难和招工难的发生机理。
一、农民工自身因素
就业难首先可以从农民工自身找原因。与本世纪初比较，既有老问题，也有新情况。
第一，“一技之长”欠缺。2009年11月，我们关于651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并没有把就业难的责任首先推给社会和企业等外部因素。 59.1%的农民工认为，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是就业的限制因素。靠“一技之长”找工作的农民有23.7%。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较“纯体力”农民工确有优势。在建筑行业表现尤为明显，开吊车的月收入为搬运工的3倍还多。于企业而言，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是首选，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也更多。年龄大的农民工，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近，但学习欲望低，“没文化、脑子慢、懒得学”是他们自己常说的理由。农民工具备“一技之长”相当困难。农村教育资源贫乏，想学没地方学，想学没钱学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民工肯定培训的积极作用与意义，但对现实农民工培训多有批评不满。调查中，某日资工厂的几名农民工反映，他们由中专“订单式”分配来到工厂，但学业的完成存在风险，因为学费很难保障。这些人的学费主要由家庭提供，有的靠自己做零活勤工俭学，也有的是依靠学校资助。他们说“不念中专就不能来大工厂。”这显示了中等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性。
第二，“代际差异”显著。代际差异成为农民工就业“两难”现象的新兴因素。所谓“代际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上代农民工，在就业认知、就业能力、就业选择、社会认同等方面均有显著不同。
与上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生活享受需求高，自我认知程度高，渴望社会承认度高，但是，工作耐受力低，社会适应能力低，对社会有失公平现象承受力低等。相对于父辈农民工的超常耐受力，新生代农民工的忍耐程度似乎更加合理。现实中，他们喜欢穿着光鲜，坚信穿着的好坏决定好工作与好生活的开始。他们倾向挑战强势群体，当企业对其有不公平待遇时，他们选择辞职、罢工甚至围攻，但往往造成对自身的伤害，并面临失业、无业的压力。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难以接受工厂的艰苦条件，城市生活的压力等，而产生叛逆心理。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生活在城市与农村夹缝中的人，自身定位模糊，却执着于追求生活的改变与升级。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和期望与城市社会现实形成的强烈对比，将他们变成了“夹生人”。“夹生”是一种矛盾，有所开始却无法完成，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对生活预期升高，却寻找不到实现升高的途径；他们渴望自身发展，却没有发展的空间；他们勇于反抗，却无法预测反抗的结果。

过去，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的主要竞争力是要求低、肯吃苦、无论高低贵贱，这种工作倾向填补了城市的非正规、非体面就业岗位。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类岗位则有所选择与挑剔，拒绝走父辈老路。新生代农民工新选择的特点是，生活时间与空间的相对自由较工资收入更有诱惑力。相对于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三班倒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6至8小时一倒班的商业服务业。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县城相对于封闭贫乏的乡镇，在就业方面更有吸引力。我们在中部某县调查发现，每月860元工资的县城商场与每月1400元工资的乡镇集装箱厂，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前者。很多加工厂主抱怨：“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在乎钱，贪玩，喜欢轻松体面的工作，都从厂子(加工厂)跑去卖货了”。我们按照厂主提供的线索进行了调研，从加工工人到销售员的流动确是基本事实，而且数量不小。